8月6日，上海书展人声嘈杂。刚签售完自己新书《光圈中的凤凰》的曹景行，拎着黑包，侧着身子，敏捷地在拥挤的人群中劈开一条道，带头寻到一处安静角落。“我们就在这儿采访吧。”他在一个转角处停住，分头找两把椅子搬来，撩撩花白头发，微笑落座。

　　光看这张面孔，似乎不足以勾勒出他的轮廓。沉默时，他镜片后的目光透着平静和优雅；做事时却风风火火，有着超出60岁年纪的敏锐和效率；一旦开口，你会感受到什么是他在凤凰卫视的“曹氏风格”——那是从深厚积累里轻盈释放的睿智。你只需像面对一株丰收的果树一样，候在树下聆听果实掷地有声的坠落。

　　一本《光圈中的凤凰》，记录着曹景行的凤凰岁月。这位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总在一线新闻采访和凤凰内部活动中端起相机。8年间，他拍了9箱照片，其中精选的300多幅，便结集成了《光圈中的凤凰》。

　　在曹景行眼里，这本书“更像是一本私人相册”，其中有吴小莉、陈鲁豫、窦文涛等凤凰名嘴的生活侧面，也有走进凤凰的李敖、陈文茜、巩俐等人的风采；有曹景行作为记者亲历2000年和2004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宋楚瑜大陆行等重大新闻的现场珍贵图片，也有博鳌论坛、伊拉克战争等新闻报道的幕后故事……

　　但这一切，似乎抵不过曹景行自己身上的传奇色彩。

　　《时事开讲》，两把椅子赚几个亿

　　曹景行现在的名片上，只简洁地印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和“凤凰卫视评论员”两项职务。但他的经历，却远不止那么简单。

　　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曹聚仁，他的姐姐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然而看他的人生道路，却甚少与家庭有关联。

　　1968年，高中毕业的曹景行碰上“文革”，到安徽皖南山区插队，一去就是10年。近30岁重回校园，考入复旦。1982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世界经济，日日泡在中外报刊资料室，按他的话说，“坐了6、7年冷板凳，不知将来要干什么”。坐到不惑之年，移居香港，人生的坐标彻底挪移。

　　“我的人生是被推着向前走的。”曹景行将自己进入媒体的机缘视为“没精力再去读书，也没天分经商，还是做媒体比较有实力”。在“谋生”的前提下，他进入美国《时代》旗下的《亚洲周刊》，从撰述员做到资深编辑，再到副总编辑，兼任《明报》主笔。

　　香港回归那年，曹景行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找更有趣的新鲜事做做看，于是改行做了电视”。30岁回城才头一回看上电视的他，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选择去做一位电视人。

　　在凤凰卫视的广阔平台上，曹景行像一只嗅到猎物踪迹的犬，全然没有年纪的阻碍，追逐新闻的鲜活和刺激，他笑说，“进到凤凰卫视就会变成新闻疯子”。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凤凰卫视推出一档时事加评论的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节目就是一块简单的蓝色布景，外加两把白色高背转椅，两位主持人。在这把转椅上，曹景行每天说两小时，连说五天。《中国人今天说不！》引起热烈反响，他也在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的节目形态——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诞生。

　　“3个月后《时事开讲》开播，其实它的前身就是《中国人今天说不！》。”曹景行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后来在各种场合遇到当年看《中国人今天说不！》的观众，总会告诉他，当时他们是“像看球赛一样看这个节目”，而大学生们凑份子到星级宾馆（只有这里能收看凤凰卫视）开房间看节目。

　　曹景行将《时事开讲》称为“比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还简单”的节目——他每天的工作极为简单：挑选题、列提纲、打腹稿，之后的20分钟，就是他在镜头前肆意点评江山的时刻。这档“自作主张”的节目，从1999年8月23日诞生起，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操作和简单布景。跟曹景行一直合作的主持人董嘉耀笑称，《时事开讲》里两把转起来嘎吱作响的椅子，“至少给凤凰卫视赚了几个亿的广告收入”。

　　在深夜播出的《时事开讲》，成为政要、企业高管等社会核心人物的固定收看节目，2003年，《时事开讲》获《中国电视节目榜》“最佳新闻类节目”。在曹景行的物色下，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等6位评论员陆续加入，以各自风格造就凤凰卫视资讯台一道特殊的风景线——7位头发花白的老男人每天在荧幕前开讲，深夜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对曹景行来说，他听到最好的评价就是，“每有大事发生，就想听听凤凰卫视那几个老头是怎么说的”。

　　阅读，“开讲”的坚实后盾不管任何时候，提起自己的成就，曹景行都会谦逊地说，“我们就像一个球队。我不一定是踢得最好的，但我正好在这个位置上，球正好到我脚下，如果这个球踢开了，也未必说我本身很好，是因为这个机会好。”这句话，也印在了他新书的扉页上。

　　但从一些细枝末节或是谈话中，你还是会窥到这位老主播与他《时事开讲》的成功“秘密”。

　　当记者递上名片时，曹景行忽然流露出兴奋，“这张报纸我天天看。”花甲之年的曹景行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丝毫不显吃力，相反比年轻人还精力充沛，举重若轻。在北京，他定了10份日报，加上周报、杂志、书籍，每天阅读量巨大。

　　“做主持人时，我消耗的全是年轻时代的累积。”曹景行说，在这种累积之上，每天看到的资讯和新闻，便自动在头脑中分类，“比如以巴冲突，我30年前就开始关注，两岸关系关注了20年，中美关系关注了30多年……对我们来说，每个突发的新闻事件都能和原来所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在历史的脉络上有系统地做新闻，就会很清楚、准确。”

　　阅读，是曹景行“开讲”的坚实后盾。他把自己的阅读分为年轻时的“乱翻书”和现在的“读报时代”。

　　“知青时期在安徽，是最想看又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大家互相传书，拿到手上就翻。”身处资讯匮乏的农场，曹景行像一块海绵，从农场发给干部的书中汲取养料，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著作，抓到手就狂读。这一路，他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等等艰深的书读了个遍，“比如说我拿一本黑格尔，非常枯燥也会去看，甚至还不止看一遍，不管读不读得懂。”

　　到大学，他囫囵吞枣的“乱读”时代结束，开始系统地消化整理之前的营养。“我有更多的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除了上历史系的课，我还去上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课。在社科院的六七年，我也大量阅读——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做新闻工作最重要的后盾。”

　　时代造就他们的遗憾，却也造就了厚积薄发下的辉煌。在曹景行看来，这种经验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经验，而“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有这种心态和环境”。曹景行将沉淀的智慧一点点释放，也适时补充新的资讯和知识。在媒体眼中，他是新时代的“知道分子”，以独特的真知灼见走在时代前列。

　　曹景行却无意长久地在浪尖激荡，而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古人求知模式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似乎只完成了一半，“我喜欢摄影，想到处走走。我每天都会看碟，电影有时比新闻深刻，能反映不同国家的人和社会。”

　　现在的他，在北京高校享受着宁静的学者生活，也时常以写作和策划的方式介入媒体。“不管我是否离开新闻媒体，都会保持阅读习惯，每天读10份日报。”曹景行爽朗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