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不能承受之重
2005-07-14 08:56:59 作者:郭国松 来源:SRC-201 |
如果制度千疮百孔，即使刑法密不透风，也无法挡住贪婪之手。
让我们做一个非理性的假设：如果刑法中所有的罪名都是死刑，只要犯罪事实成立，一律处以死刑，犯罪行为是否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呢？这种假设如果成立，那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犯罪，可能随着刑法的创制而早就灭绝了。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即使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中世纪，刑法也不是脱缰的野马。及至今天，刑法不仅更加理性和节制，而且越来越人道。
正因为犯罪现象无法彻底根除，并且在一定社会阶段，还会出现大规模的爆发，为了遏制犯罪，那些重刑主义者就会呼吁增加刑事处罚的力度，即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坦率地说，这种心态自古以来就存在，本身并不奇怪。
从历史演变中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重刑主义国家，在法制近代化和现代化一个多世纪的今天，不仅死刑罪名多达六七十个，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15年以上重刑的犯罪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即便如此，那些对刑法的威慑力过度迷恋的重刑主义者，仍在不断提出增加新的罪名和加大刑罚的力度，从而试图以此弥补制度的疏漏，让刑法充当社会秩序的“守夜人”。
最近的一个例证则是源于金融领域的犯罪。一段时间以来，全国金融系统的重大犯罪此起彼伏，在6月中旬举行的全国金融犯罪与金融刑法理论研讨会上，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的高层人士站在各自部门的角度，分别开出修改刑法的清单，不是提出增加新的罪名，就是要求加重对金融犯罪行为的刑罚力度。
难道所有问题都让刑法扛？余振东、高山等人将如此天文数字的现金转到国外，监管部门为何浑然不觉？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都是刑法打击不力惹的祸？
记得在赖昌星案件中，作为加拿大政府专家证人出庭的华裔杨城博士对中国记者感慨地说，国内那么多贪官携带巨额资金出逃美国等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按照金融部门高层的说法，在中国的金融犯罪案件中，80％为职务犯罪，80％案发在基层，80％为内外勾结作案。这三个80％表明，金融犯罪大案频发的直接原因，乃是制度的疏漏，与刑法的关系不大。
就中国现行的刑事法律而言，虽然有值得完善之处，但刑法对金融犯罪的打击面和打击度已经足够。换句话说，如果制度千疮百孔，即使刑法密不透风，也无法挡住贪婪之手。
如果仅仅从刑法的威慑力来看，中国的刑法可能是全世界最为严厉的刑法之一，这其中有两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废除了死刑，且对经济犯罪所判处的刑罚很轻，但并没有导致腐败泛滥；另一方面，我们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就可以判处死刑，这种打击力度世所罕见，而官员们依旧“前腐后继”，犯罪数额动辄就是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以上。
法律总是滞后于现实，刑法也只是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既不是“万金油”，也不可能成为防范一切贪欲邪念的灵丹妙药。出了问题，首要的是及时检讨和修补体制上存在的漏洞，不要动不动就拿刑法说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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