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洲银行顺利吃进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并以30亿美元成交单据创下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后不久，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淡马锡也与建行最终签署了投资14亿美元购入建行5.1%股权的入资协议。无独有偶，目前4家外资机构——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购买中行24.8%股权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国际金融资本追逐中资上市银行战略投资者位置的步伐明显加快。外资银行打捞中国市场

    内地银行香港上市总会产生十分诱人的上市承销费用，如建行高达1.75亿美元，中行高达1.4亿美元。由于上市银行战略投资者位置往往与承销商资格是绑在一起的。因此，境外金融机构拿到了前者的门票，就同时获得了参与分割丰厚承销利润的机会。不过，对于外资金融投资者而言，也许更看中的不是眼前而是长远利益。因为，一旦站到了中资银行战略投资者的显要位置，就等于为自己不久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打开了宽阔的通道。

    作为第一支进入中国内地商业银行的劲旅，汇丰银行如今已经采撷到了丰收的果实。在8月3日公布的半年业绩中，汇丰控股半年纯利达592亿港元，同比上升了9%。由于受惠于入股交通银行19.9%的股权，其内地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录得折合12.5亿港元的税前盈利贡献，其中交行占7亿港元。

    与汇丰相比，虽然美洲银行还并没有拿到中国市场的成绩单，但却赢得了一个客观的未来：通过实现与中国建设银行的战略合作，可以借助中国建设银行在国内的网络优势、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弥补自身在中国地区营业网络、人民币资金、客户信息等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开拓中国地区的市场，分享中国的客户资源。

    同理，作为亚洲最好的投资公司，目前淡马锡已将自己的发展与亚洲其他高发展地区捆绑起来，高速增长的中国企业是淡马锡和新加坡金融转向政策的一个方面。对淡马锡而言，入股中国商业银行将标志着它扩大对华投资的长期目标取得了一个突破，也将为它增加在亚洲各地金融企业中越来越多的股权投资。资料显示，目前淡马锡已经购买中国民生银行4.55%(折合超过1亿美元)的股权，加上入股建行和中行的股权，淡马锡在中国3家银行未来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50亿美元。这一数字同时将超过汇丰银行，使其成为投资中国金融业规模最大的外资机构。资本、品牌、管理经验三得利

    股份制改造、吸引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奏响着目前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而一个有分量的战略投资者的加盟，无异于在银行上市通行证上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不久前在香港上市的内地第一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为例，其在港挂牌上市的首日，交行股指当日收盘时报出2.85元的井喷行情，较招股价2.5元高14%。在此之前一周，交行首次在港的IPO也获得了205倍这一港股市场自2003年12月以来的最好业绩。市场人士将交行的火爆行情不约而同地归结于其背后的第二大股东——汇丰银行的品牌效应成就了投资者的未来信心。在全球，汇丰多有买下烂银行并全新打造的案例，管理经验十分老到；在香港，汇丰集团旗下汇丰控股是港市派息天使，口碑无与伦比；在市场，汇丰控股具有超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而专家指出，有一个好的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和一个没有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在上市时，招股价波动可能相差10%左右。正是如此，交行引进汇丰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成功标本被分析人士乐此不疲地解读。

    在引进资本要素的同时，引进管理要素也许是内地商业银行梦寐以求的事情。长期以来，内地各大商业银行都以利息收入为其主要来源，非利息收入业务一直是市场开拓中的难点和盲点。而来自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内地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接近14万亿元，这确实给内地商业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据此，成功携手美洲银行的中国建设银行，将获得更多的市场话语权。作为全球在零售业务方面最强大的金融机构，美洲银行现金管理，尤其是个人银行业务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资料表明，目前美洲银行仅在美国就有5800个零售银行中心、16700个自动取款机和3300万网上客户；2004年，零售银行业务占其收入比重高达55%。显然，这样一个个人金融业务的超级能手进入建设银行，必将弥补建行本来在零售业务的缺损，并使零售业务上升成为建行的新增长点。基于此，郭树清指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是为了吸引更多资本，而是为了引进更好的产品、经验和管理。”引进战略投资者以上市促改制从王雪冰、刘金宝的案发到张恩照事件的曝光，这些并不久远的“丑闻”多少让内地银行业为此蒙羞。舆论在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缺乏监督而对现行银行管理体制展开凌厉诟病的同时，有关商业银行能否如期上市的质疑也纷至沓来。正因如此，如今商业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并冲击上市目标之举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一方面，上市后的内地银行将无一例外接受国际市场和投资者的监督；另一方面，银行的财务报告将遵循国际的会计准则，并对中小投资者负责。这些来自外部监督与外部技术的市场因素最终会将商业银行推入国际化的轨道，并成为未来全球一体化市场的规范主体。沃顿商学院著名的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在其即将出版的题为《中国经济转型：起源、机制和结果》一书这样写道：“稳定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在未来几年来加强中国的经济发展。减少不良贷款对于防范银行风险至关重要，而提高金融市场的监管环境——包括公司治理和会计准则——也能够帮助避免市场崩溃。”

    的确，国有银行的改革要走“以上市促改制”之路已成为政府及业界高层决策者的共识。很显然，战略投资者由是成为一种补充，不仅可以从公司内部对治理机制发生影响，而且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校正信息的不对称性。譬如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后，不仅在人员培训方面给予后者有力的支持，而且汇丰向交行派出的一名副行长、一名董事以及大量的部门经理，对于交行IT系统、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已经发挥了明显的牵引作用。同样，根据建行和美洲银行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美洲银行将在众多领域向建设银行提供战略性协助。这些领域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同时，美洲银行将在建设银行董事会中拥有席位，并还将向建设银行派遣大约50名人员在以上领域提供咨询服务。所有这些新鲜的血液都将形成商业银行再造的基本力量。

    当然，外资金融资本进入境内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为后者制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也极有可能驱动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重组与银行业的洗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具有“草根金融”之称的民营银行由于在资本实力、管理水平和服务层次上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本来就存在先天的不足，而在如今外资金融与国有银行深度结合的背景之下，这种差距将会被成倍地放大。因此，留给民营银行的最现实的选择就是要么实现彼此间的业态整合，要么寻找制度之外的资本连接。而无论趋向哪种方式，都将十分切合中国银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脉。(张锐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