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272.6万贫困人口。近日，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8月18日《新京报》）。

　　这真是一份“不合时宜”的报告，惊扰了我们做得正酣的“国际化”美梦；而对于谋求全面小康的当下中国而言，它又是一针正当其时的清醒剂，提醒我们该走出城市一隅了，睁眼看清真实的国情。

　　“房子是土泥房子，屋顶用柳条糊住。家具是一个水泥柜、一口锅、几个碗，另外还有几只羊。家中全部资产不值1000元。”这是环京津贫困乡村的一个切片，它让习惯于城市充裕物质消费的人们对自己的视觉产生怀疑，正如报道中所述———“离首都这么近的距离，居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如果把考察的视野再放宽，从东部沿海地带依次深入到广袤的西部内陆，这种活生生的视觉强烈反差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存在着两个悬殊的中国：一个以高楼大厦、香车宝马为象征，资本的最大程度占有和利润的最大化追逐，驱动着消费主义的欣欣向荣，以及附于其上的莺歌燕舞；一边为基本的生存而艰难奔波的人们，城市人可以忽略不计的几十元、上百元足以让聪明的孩子含泪离开心爱的学堂，乡村的贫弱表露无遗。

　　“两个悬殊的中国”悖论式地共存于同一片国土、同一个时代，遗憾的是，在不少人的视线里，只看见“城市里的硬中国”，无视城市需要“软文明”，并以此为价值标准，指导生活、工作，乃至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资本的意志”一边倒地成为主流话语，从行政部门到普通居民，无不有意无意地照此执行，其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觉得从来就应该如此。

　　与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北京市民以及部分人大代表建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设置门槛，以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还有深圳，也在用政策性手段，对务工人员进城说不。

　　如果城市居民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要求限制外来人员，尚有一点道理的话，管理者如果也一味地遵循狭隘的发展硬思维，那么，这是极为短视的———且不论四五十年来农村为城市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城市出于道义应该予以“反哺”，也不说公平和公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单就城市发展本身，“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跛足战略也是弊多利少，拉美城市化的教训摆在眼前：贫富悬殊，彼此仇视，社会动荡。

　　以大城市为重心的发展思路，究其实质，就是极端化的效率模式，它繁衍出大城市的一城繁荣，却也催生出更大面积农村的“贫困离心力”———某日登上城市墙头，如果发现以此为傲的城市陷于广大农村的仇视包围中，就如汪洋中的一叶孤岛，这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修仰峰（福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