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型社会首要在“节官”
2005-09-01 09:27:57 作者:章立凡 来源:SRC-144 |
当今中国，冗员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50％了。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的议案有不善的动机。交付表决时，李先生发言刚毕，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精兵简政”的议案终获通过，毛泽东为此撰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发表于《解放日报》；又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中，再度肯定“精兵简政”。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的父亲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两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烦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2万人增加到8万人。实际上现在是7.7万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8.7万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2万增加到8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之《要精简编制》)
对治理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8.7万人的中央政府编制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却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其后50年间，干部人数不仅以几何级数增长，还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虽历经多次精简，“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纸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成就骄人，但也在社会上吹起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其间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是“人民公仆”，依据有关报道，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过千亿。
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
自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迄今，历史已翻过64年，中外政治舞台白云苍狗，社会变迁历历在目，诸多教条皆已失灵，惟“精兵简政”仍是政治家的金科玉律。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把社会管理成本降下来。因此，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欲建“节约型政府”，请自“节官廉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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