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释疑“段永基事件”
2006-01-20 14:46:27 作者:梅新育 来源:SRC-134 |
笔者实在无法理解，中关村股份国有股东和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何准许段永基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受让国有股权，难道是奖励他管理中关村股份致命决策失误连连、以至于公司命悬一线的“业绩”？这岂不是激励其他企业经理们把更多的国企折腾亏损以便从中牟取个人私利吗？
“段永基”这个名字最早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是在1999年，此后再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却要归因于《国际金融报》近日一篇题为《段永基“梦断”》的报道，这篇报道在证券市场投资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相信也引起了不少如我这类研究人员的关注。在笔者看来，如果有关报道无误的话，那么，从四通集团MBO到中关村股份MBO，段永基事件再次集中暴露了中国企业改革中的严重问题。
首先，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企业改革中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过分关注企业产权改造而忽视企业竞争力和业绩提升。当初中国企业改革之所以强力大面积推行，依据是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需要通过产权改革来提高效率。然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有关部门、社会舆论和企业管理者注意力普遍集中于产权改革本身，产权改革本身似乎成了自己的目的，真正的初衷———企业效率和业绩却被置诸脑后。
当初，《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财经》的那篇封面文章称四通产权改革为中国典型的公有制企业MBO案例，可是在四通集团MBO之前，四通电脑打字机等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甚高，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电工产品也一度颇为走红，请问现在大家还能说出四通有些什么产品？孤陋寡闻如笔者之辈反正是说不出什么来的，也相信这样的情况绝不止四通集团一例。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一种改革激励企业管理者在资产存量再分配中花费大量精力去争取尽可能大的份额，去开展游说、发动舆论以便开展对自己有利的资产存量分配，他们能够用到改进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精力相应就少了。
人的才智通常仅仅集中于一个方面，善于发动对自己有利的资产存量分配，未必就善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因为至少在现阶段，前者需要的主要是游说活动能量，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才能完全是两回事；而在运动式的企业产权改革中，与具备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才能但缺乏活动能量的群体相比，活动能量惊人而缺乏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才能的群体显然处于优势地位。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格局下进行的资产存量分配通常对具备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才能但缺乏活动能量的人不利，他们可能对此存在抵触，因此可能沦为活动能量惊人而缺乏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才能的群体排挤、打击的对象，这对于企业效率影响如何，不言而喻。
其次，在企业改革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激励企业管理者履行自己对股东和企业员工的责任，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乃至激励企业管理者们的道德风险，以至于目前大家公认的某些败德行为，有关部门和舆论界在当初却视若无睹，甚至为之大唱赞歌。
在中国MBO实践中遭到人们诟病的一种做法是企业管理层在外设立同名公司，以其作为MBO的行为主体，从而侵犯了被收购公司的无形资产；更有甚者动用被收购公司的资源向其开展利益输送。按照《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财经》那篇封面文章的说法，四通集团MBO行动的主体是1999年5月13日成立的“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这种做法是否有侵占四通集团无形资产之嫌，我对此谈不上专家，不敢妄言，但是希望提出这个问题后能有行家为我答疑解惑。
不少败德行为在出现之初，媒体上对其一片赞誉之声。固然，我们不应苛求一家媒体具备深远的专业化眼光，那太过分，也有滑落到舆论箝制乃至政治清算的风险，宽松的舆论环境是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为什么当时就不能让读者看到相反的评价呢？难道任何事物只要打上“改革”、“市场”的招牌，我们就必须众口一词地为它唱赞歌？难道舆论宽松原则只能适用于某一个方向的舆论？
而且，在段永基事件中，从段永基管理四通、中关村股份两家主要企业的业绩记录来看，我们无法得出段永基经营能力过人的结论；根据人们对他“总能站在潮头上”之类的评价，根据他在媒体上的出镜率，根据中关村股份国有控股股东向他转让国有股权的决定，即使不考虑市场上流传的其他一些说法，我们也足以得出结论，段永基确实是公关高手。
只是愚笨如笔者之辈，实在无法理解中关村股份国有股东和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何准许段永基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受让国有股权，难道是奖励他管理中关村股份致命决策失误连连、以至于公司命悬一线的“业绩”？这岂不是激励其他企业经理们把更多的国企折腾亏损以便从中牟取个人私利吗？何况这种做法还明显违背多项有关政策法规，是什么驱使中关村股份国有股东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宁愿冒着违反多项有关政策法规的风险也要这样做呢？
第三个问题是企业改革过程不透明。《四通变局》那篇封面文章中对当时四通集团核心层购买股份资金来源语焉不详，只是说，段永基当时表示：“我可以光明磊落地说，大部分钱是借的。中层和下层一般也就是三五万元，个人负担基本没有问题。核心层比较困难，我们确定了一个借贷比例，想办法帮他们借一点钱。”但并没有说明借贷资金来源以及担保等相应问题，也没有说明这种企业管理层同时主持企业股权出售和筹措收购资金来源的做法是否存在潜在的道德风险。
在《段永基“梦断”》这篇报道中，记者则提出了这样一连串质问：四通集团搞MBO花了多少钱？这笔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来源在哪里？如果是用中关村股份的部分钱还了四通集团的债或者是做了MBO，也就怪不得中关村股份的财务问题那么难解决了。作为研究人员，在有关部门就此进行公开、公平的调查并公布详尽结果之前，我无法断言段永基在其中一定有什么不轨行为；但我们可以断言，这种不透明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疑虑和不满，也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给公众一个说法，这至少是股民的合法权利。
而且，笔者注意到，根据有关报道，段永基为进行中关村股份的MBO而专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一家离岸公司———海源控股作为收购主体；而据笔者所知，因其具有无需公布资产负债结构、股东构成等信息的“优点”，离岸公司备受某些意图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的腐败官员、不良商人的青睐。正因为如此，一些部门已经宣布将离岸公司、离岸账户列为监管重点之一。
根据已知的信息，一个力求严谨的研究人员还不能就此公开断言段永基的这家离岸公司一定有什么“猫腻”，但设立一家离岸公司作为MBO的主体，必然会引起公众的疑虑，我们期待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尽快、尽可能详尽地为我们化解疑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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