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开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得出结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财政供养人员与我国人口的比例，比美、法等发达国家都要低许多；日本、韩国的“官民比”大约是我国的两倍，我国公务员与总人口的“官民比”大体上相当于南亚和部分非洲国家的水平。课题组的一位成员说，“之所以有人认为我国公务员规模过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概念混淆了”(中国青年报3月30日)。

　　南开大学课题组的结论可能会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官民比”的关注，并触发新一轮的争论。笔者想起前不久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去年河南省省长李成玉曾经批示，要求执行休假制度。但是一年过去了，文件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基层县市公务员喊累，“几乎每周都加班，根本没有休假这个概念，周六周日能休息好就不错了”，而省里各厅、局的公务员也说，“手头工作太多”(人民日报2月10日)

　　公务非常繁忙，甚至在省长批示后都没有时间休假，这似乎说明我国的“官民比”并不高，反而有些偏低。可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包括民众、媒体普遍认为我国官民比例过大，并且对党政部门机构膨胀严重表示不满呢？

　　按照一般规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从一个全知全能的“大政府”转变成为“有限政府”。但是，中国的改革语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改革，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恰恰是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推进的。政府不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设计者，也是实施者。各级政府和官员的中心工作，就是千方百计搞活经济、促进增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但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更是20多年中国政府行为的基本特征。

　　应该承认，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但倚重政府作用，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崇拜政府能力，滥用行政资源。目前我国乡镇一级财政亏空严重，就是滥用政府能力和行政资源的一个典型表现。从公众角度讲，一方面抱怨政府管得太宽，限制公民自由；另一方面又崇拜政府，凡事找政府。从政府角度讲，一方面迷信自己的能力，尤其是过度利用政府功能强行推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又疲于应付，时时表现出力不从心的困惑。

　　现代政府理论认为，一个合理的政府规模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持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建设“有限政府”的关键，并不在于公务员规模含义上“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哪个更好些，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是否“有效”、“有为”。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也是人们对官民比认识分歧巨大的根本所在。

　　如果说过去政府介入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必要性，那么今后如果它不积极进行二次转型，就会束缚生产力。在政府职责没有厘清的前提下，讨论“官民比”没有意义。只有当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成功转型，我们才可能看清楚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大还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