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税负的轻重，税收部门和一般民众的口径颇有些不一致。前者认为，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仍然偏轻。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6.2%，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4个百分点；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则为20%，仍然偏低；而后者则“感觉”税负很沉重，让他们很不舒服，而且越来越不舒服。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相持不下的结果，便是一方面自近年来，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高于GDP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十五”初期的15165亿元上升到“十五”末期的30867亿元，税收年均增长19.50%，税务部门仍觉得不到位，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另一方面社会上对税负增长过快的抱怨与日俱增。

　　史载唐太宗曾问魏征，为什么隋炀帝仅仅动用了全国一半左右的人力和财力去经营辽东就导致民怨沸腾，而大禹竭尽九州之财、力治天下山川，前后达十年之久，竟没有遭至反对和抱怨？魏征的回答是，大禹与隋炀帝的差别在于“与民同利，故天下虽竭而民不怨”。

　　单就数据而言，税收部门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的确不高。如果这些税款能充分投入到人民大众所急需、所关注的方面和领域，做到“与民同利”，相信很难有什么人会觉得不舒服。

　　但实际情况却是，一方面行政权力得不到良好的监督和制约，普遍出现税费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现象，中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出9.1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的支出仅1168亿元，年同比增幅18.3%，而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官员自身支出方面，不仅是其绝对值远高于全民社会保障支出，而且其相对增幅远高于财政收入和GDP增幅，而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的增幅却远低于财政收入和GDP增幅。如民众关注程度极高、怨气极大的医疗领域，政府从税收中拨入的资金只占医疗费用的17%，不但无法和美国的45%相比，甚至远低于低收入国家27%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收了多少税，而在于这些税都投向了哪些方面；在于这些花费是否为大多数人造福；在于税款的征收、分配和使用上有没有真的做到“与民同利”。

　　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里说得好，“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有关方面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只要有关部门和人员在使用这些得来不易的税款时能真的做到“与民同利”，相信在税负问题上达成一个全社会都能满意的共识，绝非一件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