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 绘

　　回顾最近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怀疑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的思想仍然显露出“计划经济”的痕迹。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人，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偏要改弦易辙，“摸着石头过河”？必定是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家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还不如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20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合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涉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解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度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缺乏历史经验的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易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总之使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产物，而是顺应民心、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今天，也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