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相关报道的记者王佑与王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翁宝系《第一财经日报》的员工，而王佑刊发的相关报道系职务行为。根据民法理论，职务作品的侵权行为通常应当由记者所在的单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规定：“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在国内，因为职务作品单独起诉记者的诉讼也属罕见，而３０００万元高额的赔偿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更是绝无仅有。

    因此，作为拥有众多法律顾问的富士康公司并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然而，它却选择了单独起诉记者，并以向翁宝索赔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向王佑索赔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的姿态高调起诉，而申请深圳当地的法院并将两人位于广州和上海的房产、一辆汽车和两个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很显然，这种诉讼目的并不在于要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让经费巨大和旷日持久的诉讼拖垮记者，让记者经受不了这种诉讼的成本，从而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退步。

    因为，富士康公司是一个大型公司，它有巨额资金和众多的人员来进行诉讼。如果它们选择了《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作为被告，而报社也拥有众多人员和相应的经济实力，富士康公司与《第一财经日报》对簿公堂，可能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起诉记者个人情形却大不相同，首先，它们提出的诉讼标的惊人，总额达到３０００万，从诉讼一开始就容易在精神上给记者形成巨大压力；其次，他们以如此高额的诉讼标的起诉，就有理由申请诉讼保全，从而查封、扣押记者的所有财产，使得记者个人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破坏他们正常的生活轨道，给记者的家人也带来压力，即使判决结果对该公司不利，公司因为有雄厚的财力，那点赔偿对它来说是无所谓的；再次，富士康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其实力远远超过个人，它们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诉讼，让记者个人疲于奔命，从而没有金钱与精力去应对诉讼。

    ２００４年，鸿海也曾因一篇报道，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假扣押”了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的个人财产，同时向其个人索赔３０００万元新台币。其行为引起了台湾地区和海外各地媒体从业人士的强烈抗议，并最终迫使该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台湾《工商时报》及记者达成和解。但即使如此，记者是在饱受压力之下寻求和解，而富士康公司却是居高临下，占尽优势，和解对于其来说肯定有利。

    因此，在我看来，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乃蔚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由于记者是职务行为，列记者个人为被告就是为了打击记者个人。”（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