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工资４７８６元！坦率地说，在北京这不能算是一个很高的收入，如果把房价的因素考虑进去，用这样的收入在北京生活，确实有点捉襟见肘。笔者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见过孔庆东教授，会议结束后，其他与会名流纷纷走向自己雪亮的汽车，只有孔庆东从树后拖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然后笑言这是自己的“北京吉普”，当时就让我感到相当诧异。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说了实话得不到同情，许多人甚至压根就不信呢？在我看来，原因可能主要有两条：

    　一是由于整个社会太穷了，以至于４７８６元的月薪，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一个十足令人艳羡的数字，和“穷”根本就挂不上边。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平时看到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繁荣，实际上是属于少数人的。

    　二是由于近十几年来北大知识群体中断了自“五四”以来形成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对社会的道义责任，本来应该作为社会良心的北大人消失了，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北大人主要是一些主张“××学不讲良心”的专家。让公众感到哭笑不得的“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拥有第二套住房论”，“堵车是现代化的标志论”，感到怒不可遏的“特赦富人原罪论”等都出自北大教授之口；为黑老大刘涌出具“专家论证意见书”，差点使他逃过惩罚的专家教授，其领衔者也来自北大。

    　这样的事情出得多了以后，在社会公众眼里，“北大教授”就几乎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帮忙”和“帮闲”者的代名词，他们出来哭穷，公众本能地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但这一事件却表明：在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甚至对立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无法独善其身的。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选择的问题。而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全社会共同尊敬的社会，也只可能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北京 邬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