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中非双方在共同寻找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建立了彼此的认同，21世纪的今天，独立认同已经滞后，发展认同更为重要。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致力于改变发展中国家贫穷与落后的处境，甚至改变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召开，这个论坛自2000年起已经6年了。但是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却远远不止600年。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可能都记得唐诗《昆仑儿》中“昆仑家住海洲中，蛮客将来汉地游”的描述，或者阎立本的《职贡图》、周昉的《蛮夷执贡图》中黑人的形象，甚至是西安南郊唐墓中黑人陶俑的佐证。

　　历史很重要。我们不会忘记非洲在中国以往的国际关系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了那些遥远的审美以外，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大多数时间中，以民族独立和国家认同为代表的解放运动推动了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体系下，同时具备合法性基础和群众性基础。

　　但是历史只能说明过去。我们也不必讳言非洲在今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虽然在中国重新构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时“新殖民主义威胁论”尘嚣日上。将中国与非洲的紧密关系，作为西方中心论的一大挑战，这种舆论已经不是偶然出现。在这种舆论背后，既有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也有对现有国际经济地位和秩序的维系。

　　事实上，在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之后的十多年中，尤其是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更发达，发展中国家更困难的局面下，中国和非洲之间也需要调整彼此建立的关系。中非合作论坛便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问题在于，当我们重新建构一个面向未来的中非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寻找到什么样的精神和模式。就我个人来看，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人。

　　没有人怀疑，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更没有人怀疑，他的付出是否充满殖民主义或者城市化的色彩。因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首先必须解决从贫穷向富裕过渡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中非合作首先也必须解决尤努斯所面对的困难。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应该扮演非洲的尤努斯，而是说，尤努斯在解决贫穷问题上的执着和灵活，值得我们效仿。尤其是当全球区域经济发展鸿沟日渐加大，中非合作如果没有解决贫穷问题的勇气和决心，那么这种合作就无法坚固。

　　我们可以列举大量有效的数据证明今天中非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紧密，如2005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98亿美元，中国累计对非各类投资达62.7亿美元，帮助49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20多个成套项目，在26个非洲国家承担了58个优惠贷款项目，免除31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9亿元人民币债务，给予非洲28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等。其实，单针对中非合作而言，除了总体经济发展之外，日益增加的公共命题，如疾病、歧视、社会收入不平衡等也都需要纳入合作的体系内。

　　不解决贫穷，发展与合作就无从谈起。但是中国与非洲的进一步合作，必然还要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中非双方能否为未来双方的发展都创造空间和机会，直接关系到这种合作能否得到双方领导人和参与者的认同。20世纪后半叶，中非双方在共同寻找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建立了彼此的认同，21世纪的今天，独立认同已经滞后，发展认同更为重要。尤努斯的精神，足以让中非彼此效仿。

　　更重要的是，中非合作，除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广泛意义之外，也对中国国内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因为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行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那就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洞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并致力于改变发展中国家贫穷与落后的处境，甚至改变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否则我们怎么向非洲兄弟们解释，瑰丽的上海滩和贫穷的西部农村，都是他们所向往与合作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