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谈时表示，新加坡决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成为继新西兰之后第二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此前的几个小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为时一年多的所谓中国彩电对美倾销案作出最终裁决，中方在这一贸易纠纷诉讼中失利。由此，不仅中国彩电出口美国市场税率减低到“零税率”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到6月底，美国将对价值逾2．76亿美元的中国产彩电征收最高可达78．45％的关税。

　　无可否认，经过多年惨烈厮杀的中国彩电业，其市场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而恰恰就是这个行业，居然倒在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大棒之下。在中美的经贸关系中，此“地位”整整作用了24年，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2015年，按照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这种认定同样适用于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中国现有的选择是双边谈判，逐一突破。在新西兰、新加坡两个国家之后，对澳大利亚的谈判曙光在望。最大的障碍仍然来自美国，而欧盟对中国的认定将是突破性的，它的分步解决方案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范本。

　　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么？在温家宝出访欧洲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凸现。欧盟将在6月底完成初步评估结果，这是可喜的一步，却也是漫漫谈判之路上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明白，“市场经济地位”之实并不在于经济，更多在于政治。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伤害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这项国际政治挑战？

　　5月1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经济室主任王鹤、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办法教研室主任顾海兵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十一期，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解决路径进行讨论。

　　对话：市场经济地位溯源

　　《21世纪》：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首先讨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及其影响。

　　隆国强：实际上，在ＷＴＯ的条文里面根本没有非市场经济这一说。ＷＴＯ成员原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后来有个别国家是以非市场经济身份加入的，这才引出来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

　　在ＷＴＯ反倾销过程中，有三种不同方法来确定被起诉企业的“正常成本”，其中，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的企业，采用“第三国替代”的办法，就是当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从何而来？最早在1980年的时候，美国第一起对华薄荷醇反倾销，美国商务部当时就采用了第三国的成本标准，美国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一直到今天，在反倾销案例审判的时候，也是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主要根据1979年的《贸易法》和1988年的《综合贸易竞争法》。

　　欧盟早期的认定办法相对简单，直接列一个名单，上了这个名单上的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主要是前苏联国家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名列其中，直到1998年，中国和俄罗斯才从名单上删掉，允许企业在单个案件中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并为此制订了判断是否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中国同意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企业在进口国遇到反倾销的时候，进口国政府用第三国替代办法来估计中国产品的合理成本。但是在选择替代国的时候，往往选择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各方面要素价格都比我们高，是高估了我们的成本。即便我们去应诉，但是因为成本被高估，中国企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很容易输。既然很容易输，企业一旦被反倾销以后，往往不应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就引起全世界连锁反应。这对我们出口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贸易摩擦多了以后，还会影响到中国来投资做出口加工的企业。

　　《21世纪》：1998年，欧盟宣布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取消，但仍将中国视为“市场转型经济国家”，在当年颁布的905．98号法令，允许中国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同时规定了五条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一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成本、投入等；二是企业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的基础会计账簿；三是企业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歪曲，企业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有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有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四是确保破产法及财产法适用于企业；五是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这可以看做一个转折点么？

　　王鹤：实际中国所受到的反倾销并没有减少。就个案解决问题比较麻烦，而且容易吃亏。据中方统计，2003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52亿美元，增幅达44．4％，超过中日与中美贸易的增长速度。目前，欧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如果算上10个新成员国，欧盟将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21世纪》：就目前的问题来看，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程度的判断上，那么，中国到底距离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有多远呢？

　　顾海兵：我国1992年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年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那时候对市场经济程度的判断比较低，1996年也就在40％，现在我们的判断也仍是全国最低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要素市场化程度太低。比如直到今天，土地还不是商品，只有使用权可以转让，金融实质上也没有对民间开放，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

　　《21世纪》：一般的评价指标有五项，即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国家干预程度是其中的关键。欧盟贸易委员拉米曾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欧盟要审查中国的金融信贷及保险受国家干预的程度。那么，目前发改委和央行为控制经济过热而采取的经济调控政策会不会成为欧盟的借口呢？

　　隆国强：这个倒不一定。美国政府对经济也有很多国家行为，它会以市场失败的理由控制市场，也会出于国家利益的要求对高技术出口进行限制。但是，不能因此就是说美国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光谱，当市场化程度超过某个“度”，就可以认定。

　　每个国家都会有宏观调控，都是无可厚非的，关键还要看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调控，向传统体制回归的做法，无论是对于欧盟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认定还是对我们自身的经济改革，都是不利的。

　　《21世纪》：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通过算术平均计算，得到中国市场经济程度在2001年的总评分为2．51分，折算成百分比近似为69％，超过了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这可以作为我们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地位的充分理由么？

　　隆国强：市场经济地位涉及到一个国家直接的经济利益。对华反倾销是全世界最多的，而且我国的胜诉率只有35．5％，这种比较低的胜诉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常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客观上也会鼓励别国反倾销手段对付中国产品的进口。

　　非市场经济问题在国际贸易当中实际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实际利益的政治问题，它不是按照几个指标的衡量来完成最后的判定，认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也没有国际上公认的标准。

　　谈到经济自由度的问题，中国的自由度明显高于俄罗斯。但是，在去年俄罗斯申请加入世贸的时候，俄罗斯就被美国认可是市场经济国家。

　　顾海兵：市场经济一定是有国界的，因为有国界，只能在一个国家之内存在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国家之间，绝对不可能有充分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彻底自由的经贸关系，会有反市场的力量存在，抵消市场的因素。中国的问题是，对外开放有余，而对内放开不足。

　　王鹤：世界经济的两大趋势，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区域一体化。目前区域一体化最好的样板就是欧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内一体化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完成了，起码在两次大战以前，他们国内的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政治角度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也就形成市场经济国界。中国国内早有统一货币了，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仅仅从地区的角度来讲，东部、中部、西部，都不是统一的市场。

　　隆国强：对内和对外实际是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改革和开放是互相促进的，25年的改革实践历程表明，恰恰是开放推动了改革，如果没有开放，改革至少要倒退十年。不是说我们重视了开放，导致改革滞后了，而是因为改革推不动了，所以用开放带动改革。地区上，广东开放程度最高，市场化程度也较高。所以，我们重视对外区域一体化的时候，对国内的市场也要重视。

　　欧洲成为突破口？

　　《21世纪》：去年9月10日，欧盟出台了题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和挑战》的对华关系文件，把中欧“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向中国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一个月后，中国首次发表文件，对欧盟的文件做出了回应，并表明中国非常重视与欧盟国家发展关系。这会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欧盟确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王鹤：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上，欧盟比咱们着急，在确立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中国比欧盟着急，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快。

　　从欧盟本身经济利益来讲，应该说欧洲最近这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太好，今年虽然开始复苏，但是也还没达到预期的增长率。而欧盟又是一个以出口引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如果出口不好，完全靠内需带动经济增长比较难。所以，他们也迫切希望把出口带动起来。

　　当然，相比以前的状况，欧洲在我们的国家战略中也开始具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双方存在很多的共同利益。

　　隆国强：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要有我们的筹码。政治上，欧盟也强调世界的多极化，在这方面中欧的利益是一致的。

　　经济层面上，对“新加坡议题”即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透明度、投资和竞争政策议题，中国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议题上我们采取支持的态度，不会有什么经济损失，而对欧盟却会有大得多的影响。

　　另外，中国是一个急剧扩张的市场，欧盟也希望为自己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在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的时候，本身也有很多筹码。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我们就可以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作为谈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前提。

　　《21世纪》：5月1日，中东欧的10个国家加入欧盟，欧盟国家总数达到25个，由此，东扩后的欧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市场经济问题的利弊如何呢？

　　王鹤：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近期可能有不利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利大于弊。比如，东盟10国入盟后关税下降，有利于中国的商品出口。

　　不利的方面有四点，首先，从商品进出口结构来讲，东欧有一些商品和中国接近，欧盟市场扩大以后，会造成贸易转移，这对中国不太有利；其次，根据欧盟市场准入规则，除去贸易壁垒以外，欧盟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我们受到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影响会更大；第三就是反倾销政策，原先东欧国家在反倾销方面对中国不是很厉害，达不到欧盟的程度，现在他们的反倾销措施会随之加强；第四是统一市场建立以后，西欧相当一部分投资会转向东欧。

　　隆国强：中国原来对东欧10国出口大宗产品，像纺织品、服装的关税低于欧盟，欧盟东扩后这些产品的关税水平要提高，这显然会对我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按照ＷＴＯ的要求，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不管是扩展还是新成立区域组织，只能更自由，而不能对非成员带来额外的贸易壁垒，这正是我国商务部要求补偿的原因。

　　另外，由于我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产品结构有雷同、有竞争，欧盟会不会为了维护新成员利益，加大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力度也未可知。新成员的加入也可能使得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难度更大，因为欧盟的决策原则就是要“全体一致”，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就解决不了问题，东欧10国与中国的产品竞争性可能更强一点，不会像其它发达的欧盟国家那么积极的对待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好的方面是，我们原来受到欧盟反倾销比较严重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新10国投资，改变产品的原产地，迂回解决贸易壁垒，海信最近投资匈牙利就是明证。

　　中国的筹码

　　《21世纪》：新西兰已于4月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欧洲就是下一个目标。在5月6日中欧签署的《中欧联合新闻公报》中普罗迪主席确认，2004年6月底前将向中方提交对这一问题的且无损于最后结果的初步评估结果。

　　美国也一样，吴仪今年4月访问以后，美方响应了温家宝去年向布什提出的开始审议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建议，承诺双方建立工作组，考察中国是否已达到美国法律规定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都是走向最后成功的一步。

　　隆国强：但是，我想这都只是第一步，应该看到这与最后解决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以后的谈判还有相当的艰巨性。

　　现在我国采取的策略，是局部突破，只能利用我们自己的市场力量，跟别人去谈。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想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便比其他竞争对手以更优惠的条件进入中国市场。新西兰很小，我国的产品跟它本土企业也没有什么竞争关系，给不给市场经济地位对它都无所谓，而它进入中国市场后，其畜牧产品可以得到更好的地位，所以它会第一个突破。

　　2003年11月26日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海关法修正案”，规定今后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可以使用“市场经济”标准来确定涉诉产品的“正常价值”，并确定了判定“市场经济”的六条标准，这也是积极的进步。同时，澳大利亚和中国就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成立了一个工作组，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突破的。其实，在这两个突破以前，ＣＥＰＡ的签署已经确认了香港和澳门对内地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香港和澳门都已经把内地作为市场经济区域看待。印度也提出来要与中国谈自由贸易区，这个也是潜在的，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杠杆，商务部目前已经启动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双边计划。

　　美国人想得到的东西很多，比如朝核问题、伊拉克的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经贸关系等等。美国人也即将来考察，这是好的迹象，但是我个人看，难度还相当大，很可能最先的突破就像1998年欧盟的变化一样，首先对个别企业、个别行业放开，允许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有一天美国通过了，其它国家也应该好办了。

　　《21世纪》：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试图通过市场经济地位的筹码，诱使中国在汇率制度上进行改变。这种关系存在吗？

　　隆国强：中美之间存在一揽子的利益对应关系，它可以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并不直接与某一个筹码挂钩。

　　顾海兵：宏观而言，我们国家在好多层面都采取防守的姿态，没有什么进攻，实际上这个做法是值得研究的。欧盟也好，其它国家也好，号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却都同时存在着相当大数目的农业补贴，这正是我们可以拿到的对方的弱点。

　　隆国强：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看清楚，按照我们的要求和利益来对待规则。在新一轮多哈谈判中，我们可以要求重新谈反倾销协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够有所突破，市场经济地位自然就全部解决了。

　　农产品是一个特殊情况，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农产品从来没有真正纳入到自由贸易的范畴，直到在乌拉圭回合第一次签署农产品贸易协议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多边谈判下，虽然补贴不是市场经济的，但是还都认可了。现在不一样，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农产品又是谈判重点，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多哈回合的前景——农业问题是坎昆会议失败的根源。

　　农业谈判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市场准入的问题，一个是生产补贴的问题，还有出口补贴的问题。发达国家只要求谈市场准入问题，发展中国家不是这样，以巴西、印度、中国为首的发展中成员要求发达成员取消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大幅度削减农业国内支持。这些都是我们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