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短期内更突出的是银行改革问题;国企改制在长期内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金融改革与国企重组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相当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7月3日,在NBER(美国国家经济经济研究局)—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的最 后一场专题会上,由于张新、姚洋两位主讲人的精彩演讲和在座专家之间的激烈争辩,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国企重组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成了本届年会的压轴好戏。
张新:短期内更突出的问题是银行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MBA兼职教授张新曾任中国证监会上市部主任。就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张新分析说,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组成。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资本市场尚未发展成熟,银行体系仍占重要地位。统计表明,中国90%的融资量建立在银行借贷的基础上。从长期看,虽应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但是短期内更突出的是银行改革问题。
张新指出,中国银行体系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资金比例非常大,地位也相当重要,因此,四大商业银行的改革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不良资产高达18900亿人民币,官方公布的不良资产估值数量仅次于日本,排世界第二。导致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原因很多,包括政策性贷款、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银行自身的经营失误等。其中,政策性贷款导致了29.2%的银行不良资产,位列首位。“要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就应减轻银行的政策压力,实现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但并不是说不需要政府的监管。尤其在2006年底在WTO要求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情况下,金融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需要政府监管与银行自主经营的相互平衡。”
他表示,中国金融改革的步骤正分为三步走:即金融重组、集团管理改革和上市。其中,第一步已于今年6月完成,第二步预期在今年年底完成,而第三步将于明年根据市场状况展开。
“如果国有银行上市,可以通过市场的压力促进其改革,接受公开的监督。所以上市是商业银行改革的最佳选择。”张新说。
“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第一,政府干预对于解决金融部门的危机是必不可少,但是过分的限制是错误的。第二,应让银行充分认识不良资产的损失。第三,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是资产问题,而不是重组本身。在1998年不良资产是直接由商业银行转向资产管理公司的,但现在采取了公开竞标的方式为不良资产定价,这加大了银行面临的压力。第四,鼓励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式。”
姚洋:改制在长期内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演讲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介绍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的历程和影响。他说:“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中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私有化。私有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是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失去在产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特权,私营企业的进入加剧了竞争。其次是银行系统的商业化。1994年与1998年的两次政策转变加强了银行部门的建设。这两次政策转变分别源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国有企业在与银行打交道的时候面对越来越多的预算硬约束。”
姚洋分析,中国的私有化也可以称为改制,形式主要有上市、内部重组(合并、拆分和债务资产交换)、破产和改组、职工购买、公开招标、租赁和合资等。改制过程必然涉及出售国有资产的问题。目前,国有资产的出售方法有三种:公开招标、内部人购买、职工补偿。由于信息的限制,公开招标是很少见的。多数情况下,是内部人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而内部人购买的形式主要是管理层购买和职工分摊购买。最后一种职工补偿是指职工通常被给与一定的资产权利,用于补偿其丧失国企员工身份的损失。
“出售国有资产时有两个问题,即价格的折扣与土地的处置。如果给予折扣,购买者需达到三个标准:继续雇用原有职工、购买大量资产和实行一次性支付。而土地的处置,可分三种情况考虑。对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购买者购买土地。对差一些的企业,可采取租赁土地的方式。对具有负净资产的企业,土地则被直接给予,用于平衡净资产并作为其雇用原有职工的补偿。”
姚洋认为,国企重组中,债务、人员是两大难题。债务剥离是解决债务问题尤其是银行债务问题的通常做法。中央政府和银行都很希望收回银行贷款,但是如果不剥离债务,民营企业家不会愿意购买这些企业。还有人员安置的问题。企业冗员通常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由企业负担的内退人员;第二类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的下岗工人;第三类则是失业人员,这部分人员由政府通过失业保险基金的方式负担。此外,对被解雇员工应进行补偿,补偿额等于如果他继续在该企业工作所能得到的相应价值。国有资产的购买者往往更愿意用继续雇用员工来换取收购价格中的折扣。
比较改制与不改制的企业,姚洋说:“可以发现改制企业虽然在第一年解雇了更多的员工,但一年之后则雇用了更多的员工,而且具有更高的工资率。而改制后企业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生产力也有所提高。由此可见,改制在长期内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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