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系列“银行卡手续费”追踪报道引起了深圳某有政府背景经济学者的关注。日前，该人士主动约见本报记者，从四个层面对银商之争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银商之争的根本出路在打破垄断。对此，该人士还提出了两种解决银商之争的思路。
刷卡成本应由消费者买单
“经济学有个著名的观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刷卡的直接成本必须有某一方‘买单’，那么谁来买单呢？”该人士提出首个观点。
他说，银行卡的推广总体上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但推广及其运营是需要成本的，“既然有成本，就必须有人为此买单。”
在银行卡推广中，银行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消费者购物更加安全方便，银行和消费者从中受益最大，应该为此“买单”。由于目前银行卡年费、消费贷款罚息等费用难以收到，银行将推卡用卡的成本主要转移给了商家包括酒店等。
反观商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大，以劳动时间成本为例，刷卡和现金交易两者所耗的劳动时间相差不大。从表面上看，目前是商家在为刷卡费“买单”。
该人士说，从长远来看，未来将是消费者对此“买单”。原因很简单，当刷卡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不管刷卡是收1%手续费，还是更高，它已变成了社会的普遍成本，商家很自然将其打入成本，在售价中有所体现。
“到那个时候，不刷卡的消费者反而吃亏了，因为售价已经包含了刷卡成本。因此，未来将是消费者支付该成本。
商家现无法转移刷卡成本
该人士说，商家正处在一个痛苦的时期，原因是刷卡成本目前很难通过提高售价转移出去，而刷卡消费却在迅速增加。
该人士解释说，目前大约只有2%到3%的商家提供刷卡服务，经常刷卡的消费者也只有20%到30%，即只有少数商家和少数消费者在使用刷卡服务。
提供刷卡服务的商家本来可以涨价1%，将刷卡成本转移出去，但这些商家“做不到”，因为还有大量未提供刷卡服务的店没有这块成本，这些店将提价的路“堵死了”。比如一瓶可乐，在超市卖1.98元，涨价1%也就是两分钱，但卖1.98元和卖2元在消费者心理却相差很大，消费者很容易由此认定哪个商家商品更贵或更便宜。
另一方面，商家还面临着刷卡消费迅速增加的局面，由此带来刷卡成本的猛增，令商家特别痛苦。
费率高不高无法算得清
该人士说，银行卡费率到底高不高呢？有人说，刷卡费率不高，比前几年已降了很多，银行目前甚至还是亏本。“费率降了并不能证明费率就不高了。其实，银行是否亏本，这笔帐没有人算得清。”
该人士说，“我不太主张在城市之间比较刷卡手续费，虽然广州、上海等地都比深圳低，但也有城市比深圳更高。恰当的参照物应是与刷卡业务类似的业务。”
该人士举例说，邮局汇款手续费也是1%，但其整个过程涉及寄、送和收多个环节，两笔以上业务，总体成本应该比一笔刷卡业务高，但多年来其手续费一直维持在1%。再比如，银行一些其他业务，如外汇现钞的买和卖，两笔业务，人工点数，成本不会比刷卡业务低，但其买卖差价只有0.8%。
争执产生的根源是垄断
“银商之争的根源，其实是垄断。”该人士说，有些人对此不同意，称该业务是深圳17家银行“自愿委托”给一家机构，也是商家“自愿接受”的，“但是否自愿并不是判断垄断与否的标准。”
该人士解释说，过去是各家银行分设pos机，相互之间还有竞争。现在银联只有一家，刷卡收费代理服务公司也只有一家，该代理公司接受17家发卡银行的委托与商家谈费用，费用统一，商家只有接受或不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银行卡对商家的差别服务和客户竞争不见了。在经济学上，这叫典型的价格卡特尔现象。这在有反垄断法的国家里是不允许的。中国目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必然要涉及这种情况。
银行为何对消费者刷卡有各种优惠，如刷卡中大奖等？原因很简单，消费者可选择使用任何一种银行卡。但商家却没有这样的优待。为了节省推卡成本，暂时只搞一家银联还说得过去，收费代理公司也搞成一家，就窒息了竞争。
该人士指出，应该允许各家银行与商家单独谈刷卡费用，即使委托专门的收费公司，其代理的市场份额也要给予限制，以保护竞争。这样的话，商家也可以象消费者一样可以选择银行。
解决银商之争的两种思路
那么，如何具体来解决这场争执呢？
该人士说，当银商两家不能协调而导致较大的社会损失时，政府应该予以干预或协调。
该人士提出，干预或协调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算帐看看究竟刷卡费高不高，能不能降一点，降多少等等。如果银商双方谈得拢，这个办法最快。但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这个帐是算不清的。即使今年算清了，明年又会变，下次再出现银商矛盾，又怎么办？
另一种思路是理清刷卡费率产生机制。如果刷卡费率是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该规定理由何在？如果刷卡费率是市场决定的，那么，目前由一家公司代表所有发卡行去与商家谈判定价，属不属于市场定价，属不属于价格垄断，如何改进等等。
该人士强调说，后一种办法实行起来需要一定时间，但它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是政府应该且必须去做的。“只要达到充分竞争，现在的争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