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深圳的银行与零售企业围绕银行卡刷卡费而产生的争执，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虽然事情现已得到初步解决，40余商家全面恢复了刷卡业务，但从这次银商之争的演变发展来看，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作为经济事件的意义，而具有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利益博弈的特点。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刷卡费的标准问题。商家希望银行将刷卡消费手续费率在原有的基础上降低0.5个百分点，即从现在的1%降为0.5%，现在的1.5%降为1%，以此类推。银行则表示可对各个商家进行业态细分，针对不同商家的不同经营状况、利润收入等具体情况，调整手续费，但对商家降低手续费率的要求，始终予以拒绝。应该说，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和所阐述的理由来看，都有道理，因此，双方也就谁都不愿退让。

    事实上，关于刷卡手续费的争议由来已久，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地方没有像深圳这样引人注目，原因就在于，此次相关各方围绕手续费率而进行的争论、协商、谈判、妥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制度下的民主的博弈过程。

    按照现代民主理论，在具有规范性的各种制度框架中，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因为利益归属而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被看作是民主制度架构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分化的多元性。不同的人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不同的人也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因此，在一个利益集团充分发育的社会里，民主的要义并不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由民作主，而是在两个乃至多个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利益的分配而进行的谈判和妥协，并最终达成分配方案的过程。

    深圳的银商之争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我们看到，一方是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及其背后的银联；一方是46家零售企业及其背后的同业协会。双方的力量可谓旗鼓相当。就银行来说，目前央行对手续费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是照顾到银行运作实际投入的，手续费并不高。但是，如果没有商家的支持，银行卡就形同废卡。对银行也是一大损失。而在商家看来，营业利润的百分之几要变成给银行打工，绝对难以忍受。但是，缺了银行卡，又怕自己的营业额大幅缩水。正是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双方必须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协商，最后妥协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就是一个制度化的民主的协商过程。

    如果我们把这次银商之争与4月份发生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比较起来，事情会看得更清楚些。在银行卡收费事件中，银行面对的是一个分散的群体，相对于银行来说，力量实际上就非常弱小，银行也才敢于不理睬储户的抗议，强行收取银行卡费。所以，在参与谈判和博弈的利益集团中，其力量一定要大致均衡，否则，一方力量强大，另一方力量弱小，谈判完全由强势集团主导，规则也由它来制定，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从而，也就是不民主的。

    在深圳银商之争中，我们还发现，表面看起来，这只是银行和零售企业两家的事情，实际上，它还涉及到政府(具体以深圳市工贸局和人行深圳支行为代表)和消费者(具体以中消协为代表)，是一个四方博弈的“游戏”。所以，在前两者僵持不下时，后两者先后参与进来。但由于政府和消费者所处的立场不同，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政府作为仲裁者的角色，希望协调而不干预银商之争；消费者为了使银商之争不影响自身的利益，则希望政府强制干预以尽快解决银商纠纷。

    深圳银商之争充分说明，目前，利益分化已经足够显著，各利益集团正在加速成形，并且形成了公开的声音。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的利益博弈，实则是一个相互交换以至实现妥协与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赢的方案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经过改良的次优选择。也就是说，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获得互赢的效果，既要竭力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此，就需要整个社会建立起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平衡机制，确立自立自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而这，也就是民主化的过程。（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