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身处地为郭董想想，他的选择以及底气基本上符合其特定的社会角色，这也许是很多评论者所未能想到的。

    一家银行，无论其前身是什么，无论是否已上市，也无论股权怎样构成，现如今都是金融企业，是企业就意味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作为董事长，他的立场、价值判断、责任、思路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有评论者说，建行资产属于国有，实际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言外之意，郭树清首先应考虑的是社会公平，考虑建行涨薪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心理不适。笔者倒不这么认为：

    其一，郭树清既然是受党和政府委派管理建行资产，追求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如今政府对国有特大型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越来越严格。其二，钱这个东西，往往随其存在状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本质属性。无论建行的资产来自国家注入还是今后有可能私人参股，只要它以资本的方式走向市场，就必须遵循资本运作的规律。

    利润增长、资本增值主要靠人，靠企业干部员工，因此“雇主品牌形象”，成为近几年所有企业尤其大企业关心的问题之一。所谓“雇主品牌形象”，当然是相对于雇员而言。在人才和劳动力逐步市场化的背景下，雇主品牌形象好，一方面意味着现有人才稳定，员工队伍凝聚力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从市场上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建立良好的雇主品牌形象需要多种条件，而薪酬水平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重要条件之一。建设银行的涨薪计划，肯定与此有关；郭董的底气，大抵也与此有关。

    时评家、经济学家当然可以谴责不合理的高薪，张扬分配公平，而且相信，舆论对推进分配体制改革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分配体制改革未能真正起步的情况下，仅仅想通过舆论而从根本上改变“郭树清”们的行为规律，希望他们从维护社会分配公平出发自觉限薪、减薪，这是非常天真的。

    郭树清宣布建行涨薪，在客观上不啻为对当今社会尤其是分配体制弊端的一种公然挑战。不让建行涨薪，法律理由是什么？假如说建行是垄断，垄断的标准依据又在哪里？衡量建行现有人均薪酬是高是低，谁能拿出法定的、公认的标准？真问题在于：谁才有责任、资格、能力来接受“郭树清”们的挑战呢？（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