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外资并购已经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大家都意识到了外资并购的潜在威胁，而一旦自己成为外资并购中的一个角色，多数人仍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外资并购。“言”与“行”的割裂，折射出国内企业、国内资本以及地方政府的悲哀。
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苏泊尔并购案中，有一个被许多市场人士忽略的细节：最卖力反对此项并购的爱仕达，也曾是SEB意图并购的对象；只是由于苏泊尔横刀夺爱，爱仕达与SEB的“姻缘”才功败垂成。在了解了这个背景后，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SEB最终并购的是爱仕达，那么苏泊尔也很可能成为该项并购最坚决的反对者。
为了与外资联手而“争风吃醋”，不能不说是我国很多企业的悲哀。事实的真相很可能就像爱仕达以及行业内其他反对者所指出的，SEB在“做锅”方面并没有多少新技术可以带给中国企业。爱仕达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实力雄厚的外资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联手，那么自己的生存将面临非常现实的威胁。对于他们来说，外资并购并不那么坏，只有那些与自己无缘的外资并购才是坏的。
失利者忿忿不平，“成功”者也殊无喜悦可言。在这场“抢亲”戏中胜出的苏泊尔，也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爱仕达与苏泊尔同样长期给SEB做“贴牌”生产，而爱仕达与SEB的并购谈判在先。要想“后发制人”，苏泊尔唯有给SEB提供更优厚的条件，作出更大的让步。SEB坐收渔利、左右逢源，它才是唯一的赢家。
在以我国国有企业为对象的并购活动中，提出与外资同等、甚至更优厚条件的我国民营资本，往往输给外资，不能不说是内资(尤其是国内民营资本)的悲哀。在凯雷并购徐工案中，民营的三一重工在表示反对的同时，提出己方愿以更多资金、更迅捷的付款方式并购徐工。但徐工方面以及当地政府的反应都甚为冷淡。当三一指责凯雷是“无市场、无网络、无技术”的“三无”投资公司时，最卖力的辩护者不是凯雷自己，而是它打算并购的徐工。
扮演“贾母”角色，坚持接纳“洋女婿”而拒绝“土财主”的地方政府，脸上却看不到多少笑意。对地方政府来说，推动外资来并购国有企业的好处有三：其一，引进外资可以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其二，并购完成后，相关企业摆脱中央企业身份，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联度增强；其三，并购后企业的财税收益将实现中央与地方的重新分配，地方政府比重增大。但是地方政府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更大：首先，一旦被指责“贱卖国有资产”，其政绩将大打折扣；其次，虽然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外资控股的企业不会如预想的那样“听话”；最后，从财税收益中多分一杯羹的愿望被证明将在现实中落空———统计显示，2004年中国纳税500强企业中的外资企业，和2003年相比增长为零，60%的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干脆自称亏损。
几重悲哀下的外资并购，就这样在不尴不尬中靠着惯性滑行。现在，该是结束这尴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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