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受益的程度有太大不同，不同职业的人们在自我阶层认同上存在明显差别，使得原本由于职业不同而导致的阶层认同差异被强化。当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无法从改革中获益时，他们开始形成比较明确的底层阶级意识。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善，有可能使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

　　在分析了“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的相关数据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赵延东研究员得出上述结论。

　　在决定人们客观社会地位三要素——财产收入、教育水平和从事职业中，经济分层这一客观社会分层一向最重要的维度，在中国社会被从事职业取代。

　　赵延东所做的统计结果表明，从简单的两两相关结果看，主观阶层认同与职业分层关联最为紧密，二者的零阶相关系数为0．35；阶层认同与收入分层的关联紧密程度次之，相关系数为0．30；阶层认同与教育分层和消费分层之间的关联程度较低，与它们的零阶相关系数分别为0．28和0．15，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紧密。

　　“职业是最重要的分层标准，财富和声望其实都依附于职业的标准”，结构—功能主义创始人帕森斯的论断在当前中国社会是说得通的。人们可以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来判断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因为职业分层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权力、收益和声望上的差别，不同的职业由于对经济资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力差异、拥有权威的差异，以及所具有权力大小的差别，进而导致了各种职业在收益和报酬上的差别。

　　赵延东所在的课题组在研究中有如下发现：

　　从不同职业类型的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分布情况看，在职业分层中处于顶层的“高级官员、高级管理人员、大企业主”阶层中，自认为处于社会“高层”和“中高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等级。

　　在“中级官员或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或技术、管理人员”阶层中，自认为处于“中层”的人数比例最高。

　　在“技术工人、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中，自我阶层认同开始出现整体“下滑”趋势，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以上的人的比例开始下降，而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人的比例开始上升。

　　自我阶层认同的整体“下滑”在“半技术半体力工人、服务人员”、“体力工人、农民工”和“下岗、失业、贫困人员”这三个职业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三个群体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仅在30％～40％之间，而大多数人都自认为处于社会的“中低层”和“低层”。特别是“下岗、失业、贫困人员”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低层”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中层”和“中低层”。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时曾指出，不同职业群体从改革开放中的获益程度有别，其中如高级管理人员、大企业家等从改革中获益最多，可称“特殊获益群体”；知识分子、一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从改革中得到了普遍收益，可称“普通获益群体”；失业、下岗职工在市场转型的第二阶段出现经济利益相对受损情况，可称“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而贫困人口、农民工等则可称为“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改革中受益最少。

　　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处于不同职业分层的人们在自我阶层认同上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在利益关系的大调整里面要做到帕累托有效”，吴敬琏教授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这样说。

　　这位经济学家还说：“在某些时期可能能够做到，但长期保持所有人得到更多而没有任何人失去不太容易，即使所有人都增加了福利，但因为有人增加得多，有人增加得少，也会造成社会矛盾激化，我们改革20多年里，前10年大致上是做到了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可因为不均依然发生了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后10年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增加福利，甚至是绝对的减少了福利，比如下岗职工，比如部分农村居民，所以会使得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比如说我们在后10年里，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拉开了，甚至相对的差距比改革开始的时候还要大，基尼系数现在的水平大致在0．45到0．5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造成社会矛盾存在激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