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商人的事迹写入“正史”，这就是著名的《史记·货殖列传》。其中记载到大商人白圭的生意经：“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伊尹、吕尚之谋，商鞅之法，都是政治家的谋略。在当代，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与上述人物相比更加伟大而值得大书特书。他磨砺数十载的政治谋略举世公认。当代中国企业家学习邓小平的治国之道，谋企业发展之路，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的后半生一直在试图对中国进行“再设计”，一直在试图“再造”中国，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探索着中华民族的“基业常青”之路。他所面临的国家发展情境与当前中国企业的生存情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构性。

　　在邓小平的诸多思想中，“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一框架性战略思想，对于商界领袖们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原则性——把握战略方向不动摇

　　邓小平所说的原则性，是指对于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关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坚持到底。邓小平指出，“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为了维护原则性，邓小平敢于“碰硬”，“摸老虎屁股”，毛泽东称赞他是“钢铁公司”。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他多次指出，要“横下心来”，“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地干下去”，要“‘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我们的企业家，对于既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宗旨、目标，对于既定的产业方向是不是“横下心来”了呢？是否“专心致志、始终如一”了呢？是否达到了“顽固”的程度了呢？格罗夫要做“偏执狂”，韦尔奇“永远追求卓越”，海尔“真诚到永远”，柯林斯发现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有“宗教一样的文化”和“永远不够　　好的追求”等等，无不反映了战略成功的“原则性”逻辑。

　　当然，讲原则性，不是不要灵活性，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拥有必要的灵活性。战略是原则的，而实现战略的途径是灵活多样的。灵活性是实现原则性的必要步骤。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就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系统性——在空间上把握整体

　　邓小平所说的系统性，是要求领导者要胸怀全局，把握重点，统筹兼顾，使各方面的工作协调有序地向前发展；不可心中无数、顾此失彼、杂乱无章。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他强调，在进行决策时，“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邓小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运用系统性方法论原则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范例。

　　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以往靠单项成绩、某一方面优势就可能立足；今后，只有“全能冠军”才能胜出。这就要求企业家具有系统性思维。系统性反映在企业战略布局上，既要抓住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又要兼顾其他；既要设计好整体战略，又要全面落实各项职能战略；既要着眼于市场策略，又要注重提高组织的素质。

　　预见性——在时间上把握战略的未来

　　邓小平所说的预见性，是要求领导者要解放思想，向前看，有超前意识。其思想内涵极其丰富。首先，要立足现实，把握未来。他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预见性方法论原则的最好诠释。其次，增强领导决策的预见性，必须善于抓住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是事物本质的表现。高明的领导者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在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和一些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看到了这一经验的深远意义，果断做出了决策。对此，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最后，还要因地制宜地制定计划。科学的预见是真理，而正确的预见必然要体现在可行的计划之中，没有计划性也就没有预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符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今后规定任务，一定不要过重，也不要过死。”

　　预见性就是洞察力，是企业家必备的战略素质。华为的任正非预见到一个快速成长的企业再也不能靠企业家个人的力量来发展，于是主持制定了《华为基本法》；ＧＥ的韦尔奇预见到功能比产品本身更为重要，因而有步骤地把ＧＥ改造成为服务型企业。邓小平的实践表明，战略预见性及其实现是有规律可循的。

　　创造性——在实质上把握战略的灵魂

　　邓小平所说的创造性，是要求领导者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开拓创新，不断地“换脑筋”，“更新观念”，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探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他打破“两个凡是”，摆脱计划经济模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些极富创新性的思想，表现了他超常的胆略和创新精神。他敢想敢干，允许适度的“试错性”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无古人，证券市场、股份经济、产权交易、三资企业、私人资本、劳动力市场、特区和保税区等，这些现象既无法在现行的法规制度框架找到依据，也不可能在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找到解释和说明。如果一切都要等到做了充分论证之后再干，中国就不会有今天。邓小平主张，允许总结经验，也允许犯错误，错了改过来就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不搞争论”，对一些暂时还看不清楚的东西不必争论和下结论，先实践一段时间（甚至是较长的时间）之后，再总结经验决定舍取或调整。

　　熊彼特把企业家的功能定义为找到能够找到的新资源，或以新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或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柯林斯也把“多方尝试”视为优秀企业的关键特征。这些思想与邓小平的思想互为佐证。其中的启示是，战略的灵魂是创造性；财富是“创”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总之，邓小平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战略思想是很重要的，是有深刻内涵的；它对于中国企业决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借鉴”意义，而是具有极高“营养”价值的“基业常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