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问题进行集体学习。据了解，这是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中共
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与国家机关相关部委负责人70多人聚集中南海
怀仁堂。“执政能力”曾经是党建理论的敏感话题之一，黄宗良和中
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卢先福以学者身份走进中南海，和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2002年，黄宗良就提出了执政党需要认识执政规律，
并从历史角度系统总结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理论界和政界产生了较
大影响。
　　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集体学习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提高执政党
执政能力，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将成为共产党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黄宗良回忆说，这次集体学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
自下午3时开始，5时多结束。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黄宗良
首先作了1个小时的讲解，随后卢先福作了40分钟讲解。黄宗良介绍
的是国外共产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执政经验和特点，卢先福讲解的是
中共对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启示，以及理论界对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体
会与建议。
　　黄宗良谈到，在执政方法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有其经验与特点
值得借鉴。“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权亡党，甚至人头落地的教训是
非常深刻的。这种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
政方式出自一个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苏联建
党模式，他们是怎么丧权亡党的，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事实上，苏东剧变一开始，中共就非常敏锐，组织理论工作者观
察研究，2001年，中共党建专家黄苇町曾撰文《苏共亡党十年祭》，
此文很快便被列为党建理论教材。
　　黄宗良将当时总结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归结为5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创新问题。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有一个相同之处，就
是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理论没有跟着实践发展，几十年一贯制。
表面上看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实际上脱离了现实，阵地就很难守得住。
第二是发展经济问题。国强民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
滞，不发展，人民就会失去信心。第三是干部和领导体制出了问题，
这是外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联剧变前夕，对苏
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
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苏共拥有1800万党员，在戈尔巴乔
夫宣布解散时，几乎没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
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之际自然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第四
是苏东各党的党内民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
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
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第五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
如果缺乏危机处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决矛盾，以为依靠强压就能够
长治久安，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让黄宗良感动的是，当时中央高层领导都认真、诚恳地听。

　　与社会主义政治结缘

　　高中毕业后，黄宗良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从此，黄宗良
与社会主义政治学结缘。本来就对政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到北大
这个人文荟萃的著名学府，黄宗良宛若撞进了大观园，一切感到新奇
与惊喜。于是，他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一头扎进了政治学广博的
书海之中。
　　1965年7月，作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届毕业生毕业时，黄宗良
特别想到某个地方去搞政策研究，学校却看中他的学习功底与专业兴
趣，“强行”让他留校任教，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后来才逐步集中
到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
　　苏联剧变的那一年（1991年），黄宗良正在莫斯科大学访问。“
8·19”事变时，他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打着雨伞到“重兵包围”的
克里姆林宫周围察看形势。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覆灭，给半生研究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黄宗良以极大的震撼。目
睹到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分崩离析，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建设？中国怎么办？
黄宗良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苏联剧变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问题，
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弊端引发的，尽管这个“政治”有其深刻的
经济和历史、文化根源。这样，近几十年来，黄宗良的学术兴奋点就
基本集中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上。
　　苏东剧变，对黄宗良思想触动很大，他大量的书或论文是在这时
期写的。“当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就要
求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全面深入地研究共产党执政的经验和
规律、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
的规律。”于是，黄宗良开始分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原因，
总结其重要经验和教训。
　　让黄宗良欣慰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民主程度比之于改革
开放之前，已经有了不可比拟的进步，特别是跨进新世纪以来，“以
人为本”、“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保护人权”、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都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巨大的历
史性进步。黄宗良说，这种进步表现在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权力
是必须受到监督的，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建立制约体制和机
制上。黄宗良认为，人们所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苏联模式
那种我们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那种社会主义的弊端；人
们所反感的“政治”，实际上是违背科学的政治，是极“左”的政治。
他高兴地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百姓的愿望，是中国政
治文明建设进步的推动力量，中国高层领导为这种趋势作了合理的选
择。

　　发展经济要保持健康心态

　　黄宗良的理论兴趣，主要聚焦到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建设和改革问
题上，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理论
研究方面成果显著。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态势，他敏捷地捕捉社会发展
主流，广泛参与重要学术和政策性活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建设进行科学论证。其独到见解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受到国内外科学界
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黄宗良在接受采访时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关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经验，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
高速度”，特别是从1989年到2003年的15年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非典”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率仍平均达到8．8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奇迹”。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超
过1000美元这个具有里程碑式的“经济成长门槛”，从而跨入了一个
将可能更加高速发展时期。然而，科学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理
性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强调发展是党的第一要务，发展是执政能力的物质基础，必须确
立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点是经
济发展，重点在农村，而难点在社会发展方面。　
　　黄宗良指出，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苏
联的影响，有些方面还是照搬的。“前苏联发展观的最大的也是影响
全局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黄宗良认为，前苏联的这种发
展观和发展战略离开了以人为本，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形成广大人民群
众拥护这种制度的体制和机制，削弱了这种制度对人心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他断定，前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偏颇和错误是导致苏联剧
变、制度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建国后，我们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受到前苏联很大的影响，
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方面，中国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
政策都同前苏联极其相似。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社
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强调效率优先，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和政策，在中国的
飞速增长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公平置于被“兼顾”的地位，而与“先富”并提的“共富”
的措施是什么，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难题。GDP的增长为社会公
正创造经济基础，但却不会自然导致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
　　黄宗良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
求，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大事。
“如果我们光注意经济建设，忽视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也
不会持久。”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
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
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黄宗良说，我
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
态”，曾几何时，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一切，是发展的
全部，是政绩，也是他们晋升的“硬杠杠”。“欲速则不达”。今天，
树立科学发展观，不仅仅以GDP论英雄。全国许多地方提倡“绿色GDP”
考核的口号，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等综合考核因素，一场石破天惊的变
革在中国大地悄然进行。　

　　■　黄宗良简介

　　黄宗良，著名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家。1940年3月出生于广东潮
安，196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
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　黄宗良观点

　　□　黄宗良认为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有五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创新问题。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有一个相同之处，就
是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理论没有跟着实践发展，几十年一贯制。
表面上看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实际上脱离了现实，阵地就很难守得住。
第二是发展经济问题。国强民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
滞，不发展，人民就会失去信心。第三是干部和领导体制出了问题，
这是外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联剧变前夕，对苏
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
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苏共拥有1800万党员，在戈尔巴乔
夫宣布解散时，几乎没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
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之际自然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第四
是苏东各党的党内民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
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
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第五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
如果缺乏危机处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决矛盾，以为依靠强压就能够
长治久安，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　黄宗良认为，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
前苏联的影响，有些方面还是照搬的。“前苏联发展观的最大的也是
影响全局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前苏联的这种发展观和发
展战略离开了以人为本，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
种制度的体制和机制，削弱了这种制度对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
断定，前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偏颇和错误是导致苏联剧变、制度
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