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要修一条马路，家里的老房子在规划之列，母亲要我帮着腾空房子。其实家中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家什。有母亲五十年前的嫁妆桃木柜，有跟随父亲多年的柚木箱，还有一些零零碎碎，母亲一件也舍不得扔。我知道，这不仅因为母亲过日子精细，更多的是日久生情，里面包含着她对往事的回忆呢。
　　我随手翻检着一堆旧物，一个灰色塑料皮本引起我的注意。打开一看，纸页已经发黄，字迹倒还清楚，上边密密麻麻地罗列着一些数字。原来是父亲记下的账目，从１９５８年５月开始，一直记到１９８２年３月，也就是父亲去世前的半个月。我仔细地翻看着，最大的账目是哥哥结婚的费用，不到２００元，几分钱的支出也记得详详细细。我认真地核算了一下，每月的收入、支出总能对应起来，不差分毫，我不由得赞叹父亲的仔细与毅力。一个个枯燥的数字，渐渐地鲜活起来，仿佛跳动的音符，谱出了一段动人心弦的乐章，敲击着我灵魂的最深处，掀动着我对往事的回忆……
　　父亲很节约，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那些岁月除了母亲务农挣工分外，只有父亲每月不足４０元的工资。那时我们家孩子又多，父母养活老老小小的七口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翻到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份的一页，我禁不住心头一颤，上面记着我买作业本花去的一角钱。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秋天，学校门口来了一个卖苹果的商贩，几个同学争相去买。倒不是我抵不住那浓郁果香的诱惑，而是同学有点炫耀的咀嚼诱发了我的虚荣心。我知道要钱买苹果，父亲这一关是肯定过不去的，于是编了个买作业本的谎话，骗了一角钱，很自豪地买了两个香喷喷的“金帅”。看到父亲那郑重记下的一笔，一股不可挽回的愧疚涌上心头，毕竟我欺骗的是善良、信任我的父亲。
　　翻到１９８１年冬天的一页，清楚地记着父亲买饼子花的６角钱，还有给我的两元钱。那年我在离家１５里的县城读初一，由于接连下了三天雪，我无法回家拿干粮，几乎要断炊了。已经患病的父亲背着干粮袋冒着风雪来到学校。当时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我从窗外看到，父亲半蹲着蜷缩在教室对面的墙根下，大大的棉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呼出的白气冻结在胡茬和眉毛上。爱脸面的父亲怕打搅老师，一直在那背风处等着。年少的我更没有勇气打断老师讲课。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几乎是冲出了教室。父亲看见了我，扶着墙根慢慢地直起身来，把干粮袋递给我，气喘吁吁地嘱咐袋子里包着两个肉饼，要我趁热吃了。说完这些，父亲用颤抖的手揣进棉袄口袋，掏出温热的两元钱塞给我。父亲渐渐远去了，看着他蹒跚在风雪中的身影，我的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那时，父亲饭量已很小，腹部的疼痛时刻侵袭着他，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仍装作没事似地硬撑着。我猜想不出，在那大雪封山的天气里，父亲是怎样走回去的。二十年前的一幕，再一次浮现在我眼前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父亲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很轻的人，虽然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可他从来没有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更多的是拖着、撑着、熬着。即使查出癌症后，他也没有去过几趟医院。那时大哥也不过３０岁，并且在部队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足不出户的母亲也手足无措。记得有一次，厂里的领导看望父亲时，曾竭力劝他到大医院好好诊疗一番，父亲谢绝了同事们的好意，一脸坦然地说：“周总理都没治好这样的病，公家就别为我浪费了。我走后，还得麻烦组织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这我就心满意足了……”从得病到去世的半年时间里，父亲没有化疗，没有动手术，甚至连贵重的药都没用过。在他疼痛难忍的时候，就吃上一把止疼片，抽几口自己卷的纸烟。账本上记录着他前前后后治病的花销，总共不到３００元。
　　账本的后半截是父亲备忘录式的工作账。父亲当过保管、干过会计、任过厂长，上面记录着他经手的吨吨化肥、捆捆棉衣、丈丈布匹……这里面没有迎来送往的应酬金，没有打通关节的交际款，更没有中饱私囊的好处费。捧着这小小的却又分明沉甸甸的账本，我透过满目密码般的单调数字，读到的不仅是拮据、沉重和忧虑，更多的是父亲的节俭、清白与无私。在追忆与思索的恍然中我顿悟了许多人生的内涵，了却了许多红尘中的不平与哀怨。
　　晚上，我和母亲说起账本的事，母亲倒没有惊讶，她知道父亲有天天记账的习惯，还回想起父亲在省城办事处的一件事。有一年，母亲和大哥到省城去看病，父亲为联系医院打了几个电话，过后都记到个人账上。母亲笑他傻，“谁知道你为私事打的电话。”父亲回答了一句“我心里知道”。都快四十年的事了，母亲仍然记忆犹新。
　　“你爹心里的账比纸上的还清楚，这也难怪，那时候的人哪……”母亲絮叨着。
　　刘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