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他这个月的收入将突破万元大关。言辞间有些自豪和疲累。我无法确知一万块钱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假如他将这一万块钱送给我，在我身上将发生许多可能——我可以立即辞职考研，我可以给远在苦寒农村的父母寄些衣物，我可以请几个要好的朋友到“又一村”吃手抓羊肉……甚至，我可以给某个领导送点礼物以求工作环境的好转，或者，我至少会买张去广州的车票，然后，每月像他一样“突破万元大关”。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每月就那几百块人民币，吃最便宜的饭菜，租住最廉价的房子，常常路过花店，想给女友买束玫瑰，但随之而来的念头是，哪有买碗凉皮来得实惠。我想起我的那位朋友。三年前，我们同在一个校园，他高我两级，算是我的师兄吧。他的诗写得很好，在兰州这个灰不溜秋的城里，我们是蓬头垢面穿梭其中的诗歌少男。
　　毕业发生在两个月之后。当我把写满伤感话语的留言册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已经在市内一家报社觅了份记者的工作。他显得很高兴，并在我们宿舍楼底下给我唱了首花儿，他说这是他在刘家堡采访时一位民间艺人教给他的：五泉山我浪过，羊皮筏子我坐过，这个妹子我见过，我跟她睡过。我就请他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喝酒。我说点几个小菜吧，他推推诿诿的，眉宇之间有些尴尬的神色——我才知道他的待遇很不好，一个月就２８０块钱的工资。那次酒钱是我付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兄弟。
　　期末试考完后，我去找他。他说暂时不能回陇西的家，让我给他与我在同一个学校的妹妹带１０块钱。就１０块？他无奈的笑笑。他的境况仍未改善，每月还是那两百多；领导一次又一次地表扬他工作出色，一次又一次地承诺下个月就升工资，但到了下个月，受表扬的还是他，领钱的永远是别人。
　　他决定到西安去了。
　　《华商报》要他。
　　后来，我也要毕业了，也想去西安碰碰运气，就打电话给他。他对我的行为表示赞赏。我在西安含光门外的护城河边等着他，远远地，他西装革履，满面春风，边走边打手机——已经很风光了，我替他高兴。他带我到北院门贾平凹题字的老店吃灌汤包子。其后又折回含光门参观了他的单位——《华商报》社。从一楼到七楼，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都忙忙碌碌。顶楼有健身房、洗澡堂和酒吧。他说他们这叫人性化管理。
　　我最终没能在西安找上工作。他每天采访，坐在电脑前写稿，做市场调查。他让我将自己的简历复印许多份，然后在西安的城头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像推销卫生巾一样：我可以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如果有了我，相信您的……会上一个新台阶。我心深处，还存留一点信念：锥立囊中，其利自现。但就这点幼稚的信念，击碎了我在六朝古都的最后一点梦想。
　　回兰州的列车上，我放眼窗外，西部山河壮美，西部土地贫瘠。人走兽散的山冈，惟谁坚守？也许还有期待吧。这不，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响起，一种理想就要降临大地。哪怕就为了这理想赤贫地投入一次，也该是值得的吧。
　　我在兰州迅速地找着了出路。
　　但一年来的经历让我时时反省自己：我是人才吗？人才通过什么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该不全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吧？该不全是一种奉献的热情吧？
　　这是２１世纪。
　　我需要发展的可能。我需要现金。
　　从电话中得知，我那位朋友在《华商报》呆了几个月后就南下广州，开始在《信息时报》，现在又去了《南方都市报》。他的近期目标是买一套高级摄像器材，背着它游历全中国。回来后写本书，然后到北京去发展。
　　发展？是。这么几年，他一次次选择离开，就是为了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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