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美国历史上的西部牛仔们，都是些耍枪弄棒的主儿，墨水多不到哪去，殊不知，这些人竟懂得搞“制度创新”。
　　大草原上，牛不识主，四处游荡，约翰的牛会跑到皮特那里，皮特的牛会跑到亨利那里，皮特、约翰、亨利为牛之“产权”，常弄得头破血流。但老打打杀杀的，也不是回事，牛仔们从“明晰产权”开始，进行“制度创新”。他们搞了个叫畜牧协会的组织，定期搞“赶畜大会”，就是每逢大会，大家把牛赶到会场，由专职打印者，用烙铁在牛屁股上烙上或约翰或皮特的名字，牛之归属就明晰了。但漏洞接着就出现了。窃贼们可以买通打印者，故意将烙印印得浅浅的，烙印不久就没了，窃贼就可以在这些牛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侵夺别人的产权。牛仔们解决的办法是，将所有无烙印或烙印不清的牛，统统充公，以资“公共”之事业。还有问题：如果约翰的牛卖给了皮特，产权转移了，怎么办？他们发明一种专用符号，印在约翰的印记旁边，然后再印上皮特的印记，产权转移中的合同及公证就都有了。牛仔们“制度建设”的最后关口是管住屠户：屠户们必须交验牛皮，牛皮上的印记必须清楚明白，否则要受重罚。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牛仔们在牛屁股之方寸间，演绎的一段“制度变迁”的历程。
　　牛仔们的发明看似粗陋，但很管用，行话说，这叫“有效的制度”。这种有效性来自广阔的原野，来自自然的生长，他们在茫茫大草原上，创造了一个维系公正公平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服务于个人，而不损害牛仔们在辽阔的牧场上自由奔驰的个人活动空间，即制度规范有了，但不是束缚手脚的规范。
　　牛仔的发明，让人想到经济制度理论中一个争吵不休的问题：有效的制度是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由经济主体在自由、自觉的经济活动中自由选择与博奕的结果？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的？
　　不久前在杂志上读到一篇《公立乡社条约》，是一个叫水北村的乡村，在１９０５年订立的，也算是一种制度创新。条约制定者是村里的“社首”（大概类似于现在的村委会成员），所拟条款５条，包括公举、值班、任免、开支等。这“条约”透露出很浓的民主精神，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但与美国的牛仔不同，那些条款不是从村民的活动和交易中生发出来的，而是由贤达们依靠圣人之言推演出来的，方向完全不同，有效程度和生命力之强弱，是可以想像的。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制度长期动荡漂移，与“大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新缺乏深入土地的根须。
　　由此想到了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一般的印象里，像制度创新这样的大事，都是由有学问的官员或者有权力的学者做的，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可是回头想想，改革开放以来，像家庭承包那样有效的制度，是先由农民“做”出来、官员后去总结的，路数对，生命力就强；而那些在书斋里或会议室里“想”出来的制度，往往是碰了钉子就夭折，生命力不强。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学习和移植。我们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的现代化，学习引进是天然优势，制度建设也是一样的，不必事事都重走一遍发明创造的漫长历程。但值得研究的是，引进的是制度建设的精神还是囫囵吞枣照搬照抄，如果是后者，同样是反自然的，结果也是失败。
　　那么，官员们是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不是。官员们最大的责任在于创造环境，创造可以让守法公民自由驰骋的环境，激发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公民的活动和交易，生发有效的制度。对于官员们来说，这样一个创造环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自然博弈的创造过程，是又一个层面上的制度创新。
　　■张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