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生命同民族和社会一样，在物质上它们都会终止，但影
响会留存下来，成为更大潮流的积极或消极成分。在某种意义上，所
有人类活动——个别的或集体的——都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它有多个
阶段，这些阶段本身可能成为主要的历史分水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们乘一艘平底木船渡过黄河的奔腾激流。船上可容约50人，有
16名船夫都伸腿坐着，几个人划一支桨，运用全身气力，齐声高唱号
子，那种雄浑高亢的声音令人终生难忘。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过了河——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我们前些天在
陕南国民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横幅
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欢呼，好像我们这些来访
者是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混合体。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
一个年轻，另一个有了胡子。他们同我们握手，说是乡政府派他们来
的，然后引导我们爬上山头，进入一个村子。村里是在黄土高原上常
见的一口口窑洞，我们住进了其中之一，窑洞里有一个很长的炕和一
个炉灶。窑洞前是一个院子，养着一头奶牛、一头驴子和一群鸡。
　　第二天一早，一位军人骑马来到，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
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陕甘宁边区
南部警卫部队司令员王震，已为我们备好马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
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
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订制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
显得多么两样。
　　一小时之后，为我们准备的马匹来到，以便我们西行。同时，我
们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的战士——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笑嘻嘻的一
群小伙子，有的着装比王震将军还好。他们中不少人背着日本的三八
式步枪或佩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
　　王震带着这支队伍是从很远的地方急行军赶来迎接我们的，因为
原定我们进入边区的地点并不在这里。（记者团中的国民党分子后来
吹牛说，他们是故意改变渡河地点的，以使共产党毫无准备，不得不
带我们经过一些会泄露“红色秘密”的地方。他们以后造谣说，他们
一路上看到种植的罂粟，用以制造鸦片。）
　　我们一行骑上马，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路上我们看到了
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
样。每一座原来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谷子、小麦、豆子、亚
麻或棉花。这一带地方在国民党实施封锁以前，原来是不种棉花的，
所以有两年边区人民几乎弄得衣不蔽体，去年（1943年）的情况就不
同了，边区的棉花半数可以自给。农民现在都愿意种棉，因为边区政
府规定头两年所收获的棉花可以免税，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告诉人
民种棉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和坚持抗战的需要。
　　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
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
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
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
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
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
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出门在外的自家人，
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他们开心。
　　我们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每天都学到不少东西。

　　古林见闻

　　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名叫“古林”（译音），一位农民出身的
县长来迎接我们，他几年前还是文盲，现在也只能写简单的报告。但
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详
细，谈到农民们开垦了多少荒地、生活改善了多少，脸上就露出笑容。
　　他还很得意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劳动英雄”，他不但带头开荒，
还帮助安置从邻近的河南省逃荒来的难民。这位年已六十而身体壮健
的“劳动英雄”对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得到了改善，还有他
去年到延安参加“英模大会”的情形。在这个会上，他学到了关于安
排活茬和组织劳力的一些新方法，看了一场电影，同毛泽东握了手，
领到了奖品——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他虽然到现在仍几乎一个
大字不识，但并非不明世事。他问了我们许多问题，关于法西斯主义
和欧洲、关于苏联境内的战争、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等等，他还
询问国民党为何不通情理，不让棉花、药品等进入边区。
　　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感到惊讶——锄头和深耕用的
犁铧都是用优质的铁做的，有的用钢。边区有几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
些农具，兵工厂也把生产农具作为副业。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八路
军在华北拆毁铁道，把钢轨千里迢迢地运到边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
生产，不惜把这样来之不易的钢材用于制造农具。在边区，农民的生
产工具和部队的武器一样都来自对敌人的武装斗争。　

　　在炼油厂俱乐部聊天

　　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油井和炼油厂。有三口井还在出油，
另外正在挖掘一口新井，因为挖掘的深度不够，产量不高——工人们
运气不好，把一套钻井设备丢失在一口废井里了。　
　　我同工人们在井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聊天，这座俱乐部是这一
带最好的建筑物，屋顶装饰着一颗红星。工会主席是从新加坡回国的
老海员，管理着矿上所有的柴油机。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油矿原来
归美国人所有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到了国民党手中，最后则为红军
（八路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从南京来的
工程师、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会使用柴油机，深怕我学
会了把他们挤掉，所以他们拆卸时把我轰出去。现在我已经学会了。
我们工人们之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
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
　　他还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
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如果是1担（100斤）小米，那么这个
月就发给你‘边币’（边区的货币）20，000元。如果下个月小米的
市价涨了，你的工资就会多一些。这里说的市价是指自由市场的价格
（这里的市场不受政府控制），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会因市场价格
的波动而受影响。”
　　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起来。这个
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供应这一地区约20多辆卡车使用）和优质
的蜡烛（同战前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产品不相上下）。汽油和蜡烛，
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
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
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
冒很大的风险。　　

　　关于小油田的故事

　　早些时候，我在重庆曾听说过关于这个小油田的一些事情，讲它
怎样按照统一战线的方针帮助国民党，但这些事情因为国民党的新闻
检查而未能传播到国外。在延安，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
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
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
源）时，西北惟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
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
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我们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
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就移交了。
　　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
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　·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
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
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作宣传吗？”
　　“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如果
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
　　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白
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
产的数字吗？”
　　“是的”，董说，“当然有一些数字”。
　　“那么，”翁说，“你最好把这消息扣了。我们不能公开这些数
字。”这样，他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一个正求发展的小规模国家

　　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
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
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
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像这种连怎么
做肥皂都帮不了我们忙的人，算什么知识渊博的国际记者呢！在参观
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
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他们说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
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
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
需要。边区虽然目前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
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
　　“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人民的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
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
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
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
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
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
次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
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优良味
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
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给了我们关于边区的
新的认识。
　　（沈苏儒　译）

　　作者简介

　　艾培（Eppy），全名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
n），国际著名记者。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
国。1931年在《天津泰晤士报》参加工作。1933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结识。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
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
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
1957年加入中国籍。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等职。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
解放》、《西藏的改变》、《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宋庆龄——
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