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当招待所所长不是说着玩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所谓的“口大口小”，说透了灰帮化的体制根源。
　　○明朝政权的灰帮化或黑帮化，走过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
　　○在灰帮和黑帮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

　　吴思　著

　　作者简介

　　吴思，１９５７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目前为杂志《炎黄春秋》的执行主编。作品广泛见于网络及各类报章杂志。
　　吴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下乡，于人民公社中担任生产队长，后长期关注中国农业领域。

　　关于《血酬定律》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血酬”一词是畅销书《潜规则》作者吴思的新发明，指称那些“用命换来的收入”，或是“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费”。此书揭开了中国社会表面现象下的真实面貌，点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些法则。

　　作者自述

　　在我的上一部书里，我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那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后来，我继续追寻这种能力的踪迹，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在追究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前人未曾命名的事物，草拟了一些名称，如灰牢、白员、隐身份、刘瑾潜流等等，并写了专门的介绍文章。在这轮追究的最后阶段，我碰到了更深层的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本书最后完成的几篇文章，提出了血酬和元规则等概念，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可以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层一层地推论下去，还可以解释书中的其他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逻辑。因此，我把“血酬定律”当作书名。
　　“元规则”这个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这个概念触及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的原话是：“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如此简略地点到，只能算探针的一刺。不过，一针刺出，我感到了心脏的抽缩。全身随之扭动变形。以前所写的文章顿时有了不同的意义，原先想定的本书结构也改变了。

　　（明）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海瑞写下了一项重大发现。为了使这个人们习焉不察的发现免遭轻视，请恕我绕个圈子，先从这项发现的来历说起。

　　一、招待客人的故事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谕（近似县教育局局长兼官校校长），写了《驿传申文》和《驿传论》。驿传近似现在的招待所兼邮政局，与教育并无关系，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横吃横喝，用夫用马，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实在不忍不说话。他上纲上线地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从正式规定看来，百姓负担根本不至于那么重。他呼吁严格照章办事。
　　写下这些话时，海瑞４３岁，进入官场不过两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深切全面。三年后，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他有机会躬行自己的主张，严格照章办事了。
　　照章办事是什么意思？譬如，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显要官员路过淳安，接待费要二三十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千元。如果巡抚路过淳安，接待费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元。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四五十元。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二百多元。
　　从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从十万元砍到二百元，将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只剩一个零头，这就是海瑞的照章办事。这种章程，谁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四年里频频惹事……
　　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海瑞４９岁，因为迎送不远，供应不丰，有吩咐不唯唯应，再次得罪了巡盐御史袁淳。本来，已经内定海瑞升任浙江省嘉兴府通判，官阶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经袁御史一闹，海瑞平调江西兴国，到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二、说破真身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陈年旧事，因为这些故事从不同方面体现出过客权利的真实边界。过客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甚至可以表现为关于儒家经典的哲学争论。
　　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这才是真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县官与农民之间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报应关系。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这就是我生怕遭人轻视，绕了半天不肯直说的那句大实话。
　　自从秦朝普设郡县，谁不知道县官是什么？所谓亲民官，父母官，县太爷，等等，可是，又有谁扎扎实实地说过一句“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海瑞的这句话说破真身，在我听来，犹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海瑞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而是对制度变迁所伴随的身份变迁的完整描述。在继续阐发先贤的发现之前，特将海瑞《督抚条约》中的这段原文恭录如下：“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

　　三、身份的色彩

　　当招待所所长不是说着玩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先说时间。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说，今人身居官位，舍弃职分之内的事不做，日日奔走迎送那些过客。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海瑞直接向皇上报告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路当冲要，府县官每日以迎送过客为事。小民有了冤屈，虽然也想替他们分理，却“日无暇时，往往弃置不理”，结果案子大量积压。
　　可见，县官用来伺候过客的时间，是从百姓那里挖来的。从《后汉书》首创“百官志”描述官员职责，到《明史·职官志》，县令的钦定任务只有两方面：对上缴纳赋税，输送人才；对下宣传倡导道德法令，维持社会治安，养老扶贫，听讼断狱。这就是说，一千多年来，县官并无接待过客的任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如此多的工作时间用得不明不白，非公非私。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灰色时段”。
　　再说金钱。海瑞说，淳安县支应过往、支应上司、支应本县各项用度的银两，从前每丁出银少则三两，多则四两。本职到任以来，每丁只征银二钱五分。其中县里的用度少，支应过往和上司的用度多。如果上司怜悯百姓穷困，不拿穷人接济富人，留意节省，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也就足够了。我身当一县之任，上不能请领导裁减长夫贺礼，中不能严格执法削减接待费用，不能不继续征收那二钱五分银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尽到父母官的责任。以３７００丁计算，海瑞上任后每年征收９２５两，过去竟要征收１２９５０两，而理想的数字只需要９２·５两，高低之间相差１４０倍。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征收的银两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从前每年征收的１２９５０两银子，只有９２５两是应该的，其余１２０２５两都属于不义之财，不义的分额约占９３％，正当的分额不过７％，实际征收额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１４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支应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支应过客的费用。那么，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过客集团又应该叫什么呢？不义集团？分赃集团？黑帮集团？同样，搜刮并参与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知府和知县又应该叫什么呢？仅仅是招待所所长吗？是否应该算黑帮分子？
　　我有点意外之感。为了追究和定义一种身份，又拉出来一笔没有正面命名的巨额费用，牵扯出一个不知如何称呼的“过客”集团。为了一个确切的命名，扯出来两个需要命名的东西。
　　仔细分辨起来，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虽然违反了中央规定，虽然有点黑，却不是独吞的赃款，也不是纯粹的不义之财。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应该被打成黑帮，只能算“灰帮”。
　　总之，“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县官真成了一个“灰帮分子”。

　　四、灰帮化机制

　　海瑞凭借一己之力与灰帮对抗，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对灰帮的优势和灰帮化的实现机制也有独到发现。
　　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海瑞出任“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十府”（近似江苏省的首脑）。在《督抚条约》中写下了“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的结论之后，他针锋相对地发布了一系列禁令，并严格照章办事。海瑞甚至动用刑具，亲自审讯借用工部勘合（建设部驿传使用介绍信）的人。很快，官僚集团的抱怨和议论便弥漫开来。
　　在众人的攻击之下，海瑞不过一年就被迫辞职。在写给皇帝的辞职申请上，海瑞呼吁：伏愿皇上饬令我的继任者，不要因为我受到诽谤而轻易改变我制订的政策，“勿谓乡官过客口大难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闻，而不恤小民。”
　　海瑞所谓的“口大口小”，说透了灰帮化的体制根源。早在十年前，在《淳安政事·兴革条例》里，海瑞就如此描述了官僚集团或过客集团的信息优势。他说：大家都说应该怜惜百姓，节省民力，又说接待过客决不可薄。然而，“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行焉。”
　　这就是说，欺负百姓无妨，上边听不见；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这叫广大追求进步的官员如何选择呢？他们的权力虽说是领导给的，但大家都懂得“三人成虎”和“曾参杀人”的道理，明白自己的权力其实也是信息传递集团给的。为了进步，县官不能不巴结“口大”集团，牺牲“口小”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灰帮化乃是官员说了算的体制和官僚集团的信息垄断地位的自然结果。灰帮身份虽然并非钦定，却是“势定”的，更准确地说，是政局中互动各方依仗各自实力“局定”的，个人道德的优劣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厚待过客又不用自己掏钱，完全是“取之百姓”。

　　五、整体演变的历程

　　明朝政权的灰帮化或黑帮化，走过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
　　明初驿递管理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可以使用公家的驿站。陆仲亨以侯爵之尊，违规用了公家驿站的马，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
　　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二十年民间比前二十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驿传之弊，到如今可以说走到了极端。官员无“关”（使用驿传系统的证明信）而借关，关可以借，便滥借起来。地方官员又乘待客之机自肥自便。例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二十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由此可见灰帮化进程的速度：二十年间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海瑞的抵抗努力失败后，又过了六十多年，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证明信的发放范围更宽了，不仅互相借用，还转手买卖了。“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呼吁皇帝悬赏捉拿使用假证明信的人。
　　证明信泛滥，实质是敲诈勒索权的扩大。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为例。崇祯十年（１６３７）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崇祯皇帝当然愿意整顿，但多次下令都不见效，终于意识到有驿站就有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于是，他来了个一刀切，砍掉驿站三分之一，没有驿站了看你们到哪里去敲骨吸髓。在这次裁员中有大批驿卒下岗，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
　　在李自成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于是贿赂和利益都进入官僚集团的腰包，百姓的脂膏都被榨干了。
　　李自成指控的结党营私，正是我们所说的灰帮化。我的疑惑是：在灰帮和黑帮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譬如，多收了一万两是灰钱，两万呢？一亿呢？在一万和一亿之间的哪一点上，灰帮转变为黑帮呢？我找不准这个转折点的位置，但我知道，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和朱元璋推翻的元朝一样，其统治集团最后都被百姓看作黑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