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来了 商埠开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济南古城开来了第一列火车,大多济南市民跑到火车站目睹了这个稀奇的钢铁“怪物”——这就是德国人独自兴修的胶济铁路,在这一年延至济南并全线通车的情景。其后,这个“怪物”带来了德国的洋线、洋火、洋油等。一时间,经营土货的济南商人纷纷改弦更张。
在那之前,当时山东的主政者主张理智地处理与列强,特别是以山东为势力范围的德国的关系,力谋有理有节,既阻止德国势力借助铁路向山东内地扩张,同时又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利用新建铁路交通优势,振兴民族实业。1904年5月1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上奏,拟请在山东内地自开商埠。奏折中称:在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清廷接受了这个奏议,批准山东三处自开商埠。
济南的自行开埠同此前青岛、烟台等地的被迫开埠是不同的,它在行政管理、市政建设、司法等方面的独立,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如规定涉及邮政、电报、电话等中国主权利益方面的事宜,均由国人担任;商埠行政管理司法等方面也由国人担任等等。“自开”在于争自主之权,济南、潍县、周村三地同开,在中国近代绝无仅有。
1905年11月15日,济南商埠筹办告竣,正式开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开埠典礼在济南老城的西关外隆重举行,在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老城新埠 特别经纬
历史上,济南的城市发展是以老城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式扩张的。1860年开始修建外郭圩子墙,将这些区域圈进城来,于是形成了内外两道城防,但内、外城墙所构成的格局不是“回”字形,而是在北城墙(今大明湖北岸一线)互相重合,形成“两圆相切”格局。开埠前,济南的城市规模大体就是圩子墙内的规模,周长近20公里,其范围大体为今天的历山路、文化西路、大明湖北路和顺河街所圈起的范围。
开埠之初,济南商埠的界址划定为:东起十王殿(今馆驿街西首),西至北大槐树村,南沿长清大街,北以胶济铁路为限,面积约两平方公里,规划面积27公顷。这里当年多是坟场和田野,其中的三里庄、五里沟、魏家庄等几处村庄暂予以保留。当时的老城与商埠间尚有一段荒路,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的规划是颇为科学的,开创了“老城保护、发展新城”的模式。
济南商埠区的街道规划是按照经纬来设计的,但与地球仪上的经纬正好相反,东西向的道路称为经路,南北向道路称为纬路,据说这起源于传统纺织业中所讲的经纬线。因东西向的马路长而且宽,所以经一、经二路等便被老百姓称为一大马路、二大马路。经路与纬路将商埠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棋盘状街区,沿街可安排商业店铺,街区里面则建设里弄或别墅。这种布局是西方近代商业城市常用的一种规划手法,便于功能分区。老城新埠成为济南的新式格局,它既保留了一个具有传统风格的老城,又容纳了一座体现西方近代风格的商埠新区。
商场扎堆 繁华之地
因工商业繁荣和城市人口增加,济南商埠区不断扩大范围。1918年将普利门外沿顺河街向西到纬一路的地段拓为商埠区。商埠的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逐渐发展为商业繁华之地,数不清的银行、洋行、老字号及商场式市场纷纷在此扎堆,济南工商业在国内城市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据统计,1927年,济南仅城关及商埠两地区的商户就达6700多家,成为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我国的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1926年,胶济铁路以北被规划为北商埠,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北商埠逐渐成为以大型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区,成为北方纺织业和面粉业的中心。1939年,日伪政权又规划将齐鲁大学以西、四里山以北、岔路街以东、经七路以南约1公顷土地为南郊新市区,又称南商埠。还陆续将官扎营、南大槐树、营市街以及商埠区内原来保留的三里庄等地划入商埠。到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济南商埠租地已近70公顷。
济南开埠,使济南从传统的政治中心跃居我省第一大商贸中心,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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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九条”
济南自开商埠被批准后,山东有关方面加紧了开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制定总体规划以指导商埠的筹办,拟订了《济南商埠开办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为开埠总规划。其内容涉及开埠工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维护主权,防范外人的思想。
《章程》共涉及九个方面:一为定界,划定了其时商埠的界址;二为租地,规定商埠内土地将由官方购买转租;三为设官,拟以“济东泰临道就近监督”,下设工程、巡警、发审三局,分别拥有行政、警察和司法方面的权力;四为建造,要求房屋整洁,道路平坦,同时规定此项工作应陆续开展,区分轻重缓急;五为税捐,指出济南因是陆路商埠,暂不设官收税,以广招徕;六为经费,分为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两项,均奏请中央拨专款解决;七为禁令,规定商埠内违法者各依照本国律例惩办;八为邮电,规定设立邮电、电报、电话等新式通讯工具,但应严厉限制,不能由“外人”设立,主权意识鲜明;九为分埠,强调周村、潍县作为分埠,除遵循《章程》规定外,还应分定章程以便遵守。
费出国库
1905年初,袁世凯与山东当局奏请清中央政府拨胶州海关年税收五成作为开埠经费,并于嗣后按结抽取胶州海关五成洋税以作常年经费。在交涉中,外务部支持了袁世凯等人。最终,户部否决了袁世凯以每年胶州海关五成洋税作为商埠常年经费的奏请,但同时答复准拨胶州海关截至上年(1904年)年底的税收五成,即白银十九万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埠经费。此后,袁世凯等人又先后多次就开埠经费事宜联名上折,请求清政府财政的支持。在济南等三地开埠过程中,经过4年多的交涉,从清政府国库中共支取三十九万一千五百两白银的经费,是此前所开各埠中最多的。
多项“第一”
济南近代史上有数不清的“第一”,都是开埠“开”出来的。
1904年,德国人在经三纬二路创办济南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同年,德国人石泰岩在济南火车站南侧经一纬二路口租房开设济南第一家西餐馆——石泰岩饭店;同年,济南第一处商埠公园(后改称中山公园)在经三纬五路开始建设;1905年,庄钰、刘福航发起创办济南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济南电灯公司;同年,由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创建的济南一家自然博物馆——广智院对外开放;同年,商埠区第一家戏院——兴华茶园(后改建为北洋大戏院)建成;同年,军阀张怀芝在西关外创办济南第一家商场式市场——新市场;1906年,济南高都司巷出现的第一所外国洋行——礼和洋行分行;同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德华银行于经二纬二路开设……
征集资料
今年是济南开埠100周年,济南市档案馆为筹备有关展览等活动,特向社会征集“济南开埠百年”档案资料,包括纸质档案、照片、录音、录像、手稿、回忆录、家谱、族谱、志书及解放前和国外出版的有关济南的报纸、图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