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机》与小说主题不同

　　电影《手机》播出后，褒贬不一。尤其是崔永元怒“打”手机，产生了巨大影响。刘震云有些无奈地说：“其实电影只是截取了小说的前两个部分，从内容上看只是小说的一部分，电影只是简单表现了手机是如何变成手雷的过程。而小说的第三部分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核心内容。”
　　刘震云说，小说《手机》中他意在探讨的是语言和距离的关系，小说本身就是在讲关于说话的事。因为他认为，语言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并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时他透露，小说其实原定名叫《说话》，由于已经制作好的电影字幕打的是“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字幕是在澳大利亚制作完成的，没法再更改，最后他只好把小说改名了。
　　语言之所以能形成距离，刘震云认为，那是因为语言有着强大的社会背景和生活背景。由于披着各种社会背景的外衣，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嘴上未必就那么讲，所以他说：“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而他在小说《手机》中，就致力于突出或者努力还原语言的生活背景，以把生活的事实本质表现出来。这也正是小说《手机》第三部分的主题。
　　所以刘震云认为：“电影《手机》讲的不是小说的故事，电影对小说的主题其实有误导之嫌。”
　　刘震云感叹：“最初写《一地鸡毛》时，我用正常的语速讲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琐碎故事，大家都说看懂了。《故乡面和花朵》出来后，很多人说看不懂，不仅是普通人，就连一些作家、大学生也说看不懂，我每天都在想，怎么会看不懂？后来想通了，原来是语速太快——我用了很多长句子，读起来有些吃力。到了《手机》，我又还原成正常语速，这回大家都说懂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多数人事实上还是没看懂。”

　　文学改编成影视不是坏事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文学改编成影视不是坏事。”刘震云的态度很鲜明，“这样一可以给作家增加二次收入，二可以使文学作品增加传播速度和影响的面积。”他认为，现在生活发展了，与２０年前纸质媒体起主要作用不同，现代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屏幕，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开始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文学需要电视的支撑。
　　“有些人觉着文学是高深的事，把文学贵族化，是因为在一个特别的社会里为它留了一条特殊的生存之道，比如说专业作家。如果把这条路掐掉，他们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刘震云说：“要承认现实。故作庄严、不退让、不妥协的姿态，是内心虚弱的表现。”
　　不过，他也同时提醒，影视收编文学作品要特别慎重：“影视作品改编不好，对文学会有损害，虽然对文本的实质构不成损害，但会形成社会化的损害，形成读者对文本的误读。”

　　创作是一个不断脱外衣的过程

　　刘震云透露，他正准备创作下一部长篇，书名还没想好，计划５月份开始写作。“现在一直在作情绪上的准备。想得还不是太成熟，感觉离自己想的已经很近了。”
　　刘震云说，一开始写作时，认为写作是一条河，慢慢发现是一个海，麻烦在于游了３０公里，发现身上有许多外衣，不是一层而是多层，有的是自己穿的，有的是别人给穿上的。到最后，外衣的重量往往比自身重量还大。他说：“身上的许多外衣，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各种层面上的，这样就形成了文学与人的阻隔，所以写作过程是不断脱外衣的过程。”
　　不过，他表示，脱外衣还不是特别难，难的是明确自己要脱掉哪些外衣。也就是说，写作过程并不是特别困难，困难的根本在于：你要写什么。他认为，从一个冷僻的角落寻找新东西比较容易，但这适合科技而不适合文学。文学的最好发现是在身边，是从大家都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不同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前期的作品，如《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包括《手机》在内，都还是有不同发现的，但也包含了一些外在的东西，所以他要在新作品中，以更强大的生活背景，传达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最根本的东西。
　　（本报北京３月１５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