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育婴堂到弃婴岛

　　婴儿安全岛这一事物似乎在诞生那天就背负着争议，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2014年3月16日，在争议中苦苦支撑了48天的广州婴儿安全岛宣布暂时关闭。这一决定似乎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反对者之前的担忧：婴儿安全岛的存在并不逢时。

　　在反对者种种的担忧之中，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婴儿安全岛会鼓励弃婴行为。很多人还将中国国情跟西方国家相比较，得出以上结论。

　　诚然，在蹲守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家长因为安全岛的设立而产生或者坚定了遗弃的想法。在不少家长眼中，政府既然设立了这个机构，简直相当于开出了“免罪令”。甚至有的家长明明知道弃婴违法，却抱着“在别处遗弃违法，在这里遗弃不违法”的荒诞想法来此遗弃孩子。

　　然而，当我们这些旁观者以对当事人境遇的揣测来做出判断，靠自以为是的“深思远虑”来评价一个跟自己生活几乎没有交集的事物是否具有存在的意义时，得出的结论似乎并不那么值得信赖。

　　每一个人都希望世界上没有孩子被父母遗弃，但是每一个人都该正视“世界上确实有孩子被父母遗弃”这个事实。在婴儿安全岛筹建过程中，“生命至上”这四个字就被不断提及。在济南市民政局宣布安全岛将于6月1日启用时就强调过，安全岛的设立与打击弃婴行为并不矛盾，婴儿安全岛是以“生命至上”的前提设立的。

　　但是在济南婴儿安全岛开放后，似乎大家都在忙于争论、忙于谴责、忙于甄别，却忽略了这个前提。在有的家长试图遗弃的过程中，婴儿甚至成为筹码，成了扔在旁边无人关注的小包裹。家长一扔了之，看儿童福利院收不收；福利院苦苦劝说，看家长心疼不心疼，双方像是在做着一场关于冷漠的赌博：谁先心软谁就输了。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谴责完家长谴责儿童福利院，最后得出结论：安全岛是这一切丑恶的根源。

　　就像家长与安全岛之间的矛盾不能由孩子来承担一样，婴儿安全岛可能导致的“恶”不能掩盖其可能做出的“善”，更不能成为证明它不该存在的理由，何况婴儿安全岛的“善”往往与生命有关。

　　事实上，类似弃婴岛的机构在中国古已有之。根据清人《郎潜纪闻》记载，至少在清代，就有名叫“育婴堂”的机构来收容弃婴。在民国时期，上海育婴堂“凡有弃婴者便把婴儿放在抽斗里。然后扯一下铁弹通铃以示传报，弃婴者不与堂内人打招呼，不通报姓名，屋内听到铃响便来取婴”，这已经有了现代弃婴岛的影子。

　　一个百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事物到了当代社会反而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洪水猛兽”，是安全岛有问题，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呢？（马俊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