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城东，楼房老旧，78岁的刘婆婆穿着棉绸小褂，坐在木椅上，将小狗“呜呜”抱在膝上。光线昏暗的小屋里，老人一脸茫然无助：“判了19年？还不如死了。在我死之前，可能都看不到他了……”刘婆婆口中的“他”，指的是她的三儿子刘国波，时年50岁。2006年8月2日，成华区法院一审判决：刘国波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脱逃罪，再加上前科余刑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9年。
曾于1991年从川西监狱脱逃的刘国波，今年年初被公安机关再度挡获。因其没有身份证，15年间样貌发生极大变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难以确认其身份。几经波折，刘婆婆在保和乡派出所指认：在押者就是她的儿子，就是1975年因抢劫行凶被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1991年自川西监狱脱逃的刘国波……
申请批捕嫌疑人身份成谜
今年1月底，成华区检察院监所科收到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送来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初一翻阅案卷材料，监所科科长谢达霖立刻产生疑惑：“怎么没有这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在谢达霖看来，身份证号码的惟一性和排他性是一起刑案的关键：“万一弄错了，冤枉了无辜者，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了。”
细看卷宗，谢达霖和监所科检察员曹阳发现，1975年1月，刘国波因抢劫行凶被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1977年被省高院减为无期徒刑，1986年经省高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3年。1991年1月23日，刘国波从川西监狱脱逃。因涉嫌抢劫罪，又于2006年1月6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刑拘，1月7日提讯时逃跑，1月14日被抓获归案。从时间上推断，刘国波入狱之时，我国还没有颁发身份证；他从川西监狱脱逃之后，也不可能自行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但从1975年至2006年，在近21年的时间里，一个人的样貌必然会有变化，少小离家，谁人可以证明他的身份？没有身份证，公安机关又如何确认他的身份？
谢达霖向公安机关询问得知，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所有关于刘国波的资料，都是经刘国波本人口述得知。他承认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抢劫、强奸的罪行（案发时间均为2004年，系脱逃期间重新犯罪），公安机关由此以其涉嫌抢劫、强奸罪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思量再三，谢达霖与公安机关沟通：“一定要想办法确认他的身份，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刘国波？”由此，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一波三折的故事拉开帷幕。
事隔30年老邻居无法确认
确认刘国波的身份并非易事，他在第一次脱逃之后，长期流窜在外，多年前的老邻居，即使还住在原地，有多少人能认出最初入狱时只有20岁、如今已是半百之年的刘国波？
20岁的刘国波，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颇有几分帅气。50岁的刘国波，头发花白，脸有皱纹，只看照片，没有人能将二者认作同一个人。谢达霖与保和派出所办案民警联系，走访刘国波1975年入狱前在多宝寺的居住地，四处询问周围群众。刘国波的老邻居不是已搬走，就是无法确认50岁的刘国波就是当初毗邻而居的刘国波。
公安干警和检察院监所科工作人员并未就此放弃，开始查阅数十年前的文件材料。一方面，派人去川西监狱，复印回一页“逃犯花名册”，该页上记载清楚明白，刘国波于1991年1月23日脱逃。此行还有意外收获，找到一张刘国波入狱时的照片。另一方面，开始查找老户口底子，公安机关户籍科的档案室里，有一页已发黄的“常（寄）住人口登记簿”，那上面写着刘国波的名字，该页的最后记录定格在1974年：“注销户口原因和日期：74年7月，逮捕”。
追查至此，所有证据材料显示，刘国波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本人，但成华区检察院监所科并未就此罢休，谢达霖坚持认为还需要一个人证：“必须要有人指认，这个刘国波就是1991年从川西监狱脱逃的刘国波，办案不能有一点点纰漏。”人证从何而来？78岁的刘婆婆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
儿子回家老母亲爱恨交织
刘国波在家排行老三，也是家中长子，刘婆婆虽然不识字，却只用一句话便说清楚了对儿子复杂的感情：“对刘国波，我是又爱又恨。”
刘家家境并不太好，5个子女之中，刘国波小时候显得特别懂事，用刘婆婆的话来说，他“很争气”。有一次家中急需用钱，刘婆婆急，刘国波也急：“他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一起来就去捡炭花儿。”因为怕人来，母子二人分工合作，刘婆婆捡，刘国波就在附近守着。往日种种，让刘婆婆心痛不已：“我天天都在想，到底是咋回事？他咋会那么不争气？”
1974年，刘国波被逮捕，1975年判处死缓，刘婆婆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我都不晓得哭了好多场，害病害了几十场，死都死了好几回。”从那时候开始，刘婆婆变了，不爱出门，不爱跟邻居来往：“我莫得文化，娃娃又不争气……”年纪大了，有些事刘婆婆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九几年的时候刘国波回来了，他说刑满了，还带了女朋友小张回来，两个人在牛市口卖菜，我经常去给他们送饭。”
刘国波在接受讯问时曾说：“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说我是跑出来的，也不愿连累别人。”刘婆婆不知道儿子是逃脱的，她只是奇怪为什么儿子总是不喜欢回家：“他有一次来还钱给我，塞在门缝里就走了，面都不见。”儿子是否回家，跟自己是否亲密，刘婆婆都觉得没关系，她只有作为母亲最简单的希望：“只要他争气不闯祸，好好生生过日子就行。”
按下手印亲娘指认忤逆子
真相来临时，刘婆婆猝不及防：“那天我回来，隔壁邻居问我‘咋回事哦？你们家今天来了好多警察哦’。”走进保和派出所，刘婆婆才知道儿子原来是个逃犯，且一逃15年。当办案民警请她签字时，刘婆婆完全无法控制情绪：“我不晓得那是啥子，他们说读给我听，请我盖个手印，我拿起来就撕了。”
此后，办案民警多次登门造访刘婆婆，还未进门，就被刘婆婆扔出门外的瓶瓶罐罐逼退。刘婆婆怎么也想不通：“他明明回来了，咋会又变成这个样子嘛？”社区工作人员做工作，办案民警做工作，所有的人都在做工作，刘婆婆终于指认出刘国波，为本案一锤定音。但按下手印那一刻，婆婆不断喃喃自语：“他会不会判死刑？他会不会判无期徒刑？”
尾声8月11日，谢达霖专程去看望刘婆婆：“这样特殊的被告家属，一定要回访。老人家年纪大了，需要关心。”刘婆婆这次很热情，她问谢达霖的第一句话就是：“刘国波到底死了没有嘛？”问得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得知儿子被判了19年，刘婆婆所说的话又让大家无言以对：“还不如死了，我也等不到他出来了……”
刘国波首次入狱前，全家人拍了惟一一张全家福：“他说他想看到我们。”儿子念亲恩，刘婆婆更是心如刀绞：“当时他关进去，我想他得很，自己又不认字，就到外头去找人帮我写了两封信给他，但是他从来没回过。”谢达霖告诉她：“等刘国波送到监狱去以后，你可以去看他。”刘婆婆很焦急：“还可以见一面啊？我没得文化，不懂，咋个见嘛？”谢达霖为她解释清楚后，刘婆婆仿佛松了一口气：“我就怕一辈子都看不到他了……”
□记者手记
当一个母亲受到伤害
天气很热，屋里有一台坏了很久的柜式空调，色彩厚重的窗帘将阳光隔断，也隔断了刘婆婆跟小狗“呜呜”与外界的联系，“我们很少出去，也基本上不跟邻居来往。不晓得说啥，没脸啊！”
我们是在检察人员对刘婆婆进行回访时见到她的，78岁的老人，邻居们都说她脾气古怪，但当日她却以我们始料不及的热情接待了我们。
但坐下来闲话家常时，除了她本人，我们都陷入了一种尴尬：没有人能完整地听清楚她说的一句话。即使附耳过去，也难以清晰地辨明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于是，对话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说了再说，我坐得离她越来越近，恨不能将耳朵贴到她嘴上……
离开的时候，我们站在楼下挥手：“刘婆婆，多出去走走，‘呜呜’也不喜欢老是呆在家。”刘婆婆站在阳台上高声回应着我们，完全不同于聊天时的耳语。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她“耳语”最直接的原因：刘国波犯罪，不仅自己付出了代价，也给刘婆婆带来了极深重的伤害。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对话，不过是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住在旧式楼房中，她是那样害怕邻居听到自己有个不争气的儿子，但她真的很需要人关心，需要有人听她倾诉，需要有人知道：儿子虽然不争气，她还是爱着他…… （成华检法、记者吴楚瞳摄影向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