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走向政治舞台

    最新一期的《瞭望东方周刊》，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法学家从政。报道列举了近期被任命为正、副部级高官的法学家名单：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人权法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华东政法学院原院长、国际经济法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原党委书记、法理学专家），等等，并对这一现象作出了积极评价。

　 笔者赞同这样的评价。在战争年代，领导人主要来自革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程师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而在迈向民主法治社会、实行宪政治国的进程中，法学家———或曰法律人，将天然地走上政治前台。他们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对法治精神的理解，令他们无论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任职，都能够更好地秉持法治理念，并贯彻到日常的政务活动中。

　 不过，法学家并非“法律人”的全部，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官、公证员等，都是接受过专门法律培训并掌握法律技能的群体。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律师。笔者认为，如果律师从政的渠道畅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远大目标，更有实际意义。

　 首先，律师拥有高超的法律技能。毋庸置疑，法律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项技术。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因应日新月异的转型社会，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而无法律实践，难以对大多数现实问题给出切实可行的答案。而律师由于职业的要求，在法庭上、谈判桌边、看守所内，积累了大量的辩论技巧、参与利益博弈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经验。甚至，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的今天，律师还比一般人更加了解法律的漏洞所在，并能找到堵住这些漏洞的办法。因此，律师生涯往往是一些西方政治家的经历，他们在法庭学会的辩论本领，后来都在国会的唇枪舌剑中派上了用场。

　 其次，律师更加了解民意。律师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当事人打交道，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后，他们还要不停地和证人、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各级司法机关，乃至犯罪嫌疑人见面、交谈，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是，正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律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由此更加知悉社情民意、体认民间疾苦。律师对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有深刻的了解，这是象牙塔里的法学家们难以企及的。

　 第三，律师具备人数上的优势。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要在几个省部级的高级岗位上见到法律人的身影，国家这么大，各级各类部门都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充实其中。我国的法学家屈指可数，但注册律师已有近11万余名，这是一个丰富和宝贵的人力资源库，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然而，现实中律师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据笔者了解，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2900名代表中，仅有8名律师，其中两人来自香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律师代表有10名，占的比例仍很小。与之相比，美国参议院现在的100名议员中，有65名出身于律师，众议院430名议员中，205名出身于律师，州长中2／3具有律师身份，历届总统一半以上出身于律师。当然，由于国体、政体不同，我们不能拿律师担任政府要员的人数比例来作简单类比，但是，让具备参政议政能力的人走上立法岗位和行政职位，同样符合我们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

　 笔者发现，“法学家从政”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干部选拔机制上有其内在原因：法学家所供职的学术机构，一般是高等院校、研究所，这些机构本身归属于某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人事任免，纳入各级组织部门的考察范围。而律师的定位是从事社会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上级领导和行政级别，即便才华出众、能力非凡，也难以进入干部考察任用的体制内循环。

　 其实，律师从政在我国并非没有先例。新中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就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律师。

　 我们应当给予律师更多报效国家的机会！ 杨亮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