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堪生活重负，将久病不愈的亲生女儿扔进河里淹死的母亲周模英，4月7日接到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省高院采纳了上诉意见，在广州市中院已经“从轻发落”的基础上，改判她6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对于当事人来说无疑是意外收获，不少法律界人士也认为判决突破了故意杀人罪一般量刑在10年到死刑之间的范围，是审判法官判案时把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结合的结果。

    法院对将久病女儿扔进河里的贫困母亲一再“从轻发落”，自有其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对此，我不想置喙。但一些法律界人士对此判决的解释和猜测，其中的有些观点，作为行外人的我却不敢苟同。

    周模英的代理律师说，周模英因为贫穷而杀死亲生女儿，确属无奈，而且她本人对社会其他人没有危害性。一些法律界人士也分析认为，周模英这样的社会底层贫困民众犯罪事出有因，应该体谅他们犯罪时所处的艰难处境。在周模英溺死女儿的事件中，我们在惨绝人寰之余，觉得周本身有可恕的理由有二，一是“家境贫困”，二是“一时冲动”。如果让我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作为“从轻发落”的理由，我宁可选择后者———如果因贫困杀人，特别是杀死亲人可以谅解，这样的“网开一面”，必然会带来道德底线的崩溃，甚至起到反面的“示范作用”。

    我们可以说死者已矣，对生者的无奈要多包容。但问题是有多无奈？那个被溺死的女婴丢了性命的动因，不过是“感冒发烧、久治不愈、哭闹不止”而已。出于无奈就可以夺走亲人的性命，无怪乎穷困时就把孩子“投豺畀虎”、断粮时甚至“易子而食”的悲剧，会史不绝书。

    而且，这样的行为怎能轻易说“对社会其他人没有危害性”。什么叫对社会其他人有危害性？飞车抢夺的悍匪对社会其他人有危害性，那是显而易见的，但自己的亲人就不是社会其他人吗？更何况迫于无奈就杀死亲人的行为，对社会道德和人伦正义的无形戕害，要远远大于歹徒用有形的武器伤害一两个人的身体。

    贫穷的人有很多无奈，但再无奈也不能冲破道德底线。法律“网开一面”，只会让道德的堤防崩溃一片。相信法院的相关判决并不是出于这一理由，所谓“穷人犯法要得到体谅”，只是少数人的误解。（曹苏宁）

[事件回顾]

    三十出头的周模英来自江西农村，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丈夫阿德是文盲。二人育有3个孩子，最大的女儿5岁，最小的女儿在出事前还未满周岁。2004年年底，周模英抱着刚满月的小女儿来到广州与靠打临工的阿德团聚。全家1000来元的月收入，日子过得很艰辛。去年7月15日，小女儿发高烧，周多次催促丈夫带女儿去医院看病，可他每次都说工作忙顾不来。周积了一肚子怨气，终于做出傻事：7月20日凌晨，孩子烧得厉害，周模英看着熟睡的丈夫，怒火中烧，竟鬼使神差地抱着小女儿走到了附近的河涌，将怀里的孩子扔进了水中……

    今年1月20日，广州中院一审判决，对周模英“酌情从轻处罚”，以故意杀人罪判其11年徒刑。对此，有法律专家认为法院“已在法定刑上予以了轻判”，但周的丈夫还认为“判得重了些”。周的律师在上诉状提出，周模英溺婴是因为家庭贫困，没钱为女儿治病，其丈夫关心不够，不堪生活重负才一时冲动做出傻事，犯罪情节较轻，且其本人对社会其他人并无危害性。请求二审法院按“情节较轻”，改判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广东高院日前二审判决认为，鉴于周模英犯罪情节较轻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改判周模英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上诉意见可以采纳，遂改判为6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