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18岁,陕西省周至县二曲镇渭中村人。为了进入他所向往的城市,他上技校,却没学到技术;去实习,却被大钢管压坏脊梁骨。实习的工厂给他交纳了全部医疗费用,但随着一期治疗的结束,在后续治疗以及有关赔偿问题面前,学校和工厂开始扯皮了。丧失重体力劳动能力的他说,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像跋涉在泥淖里,每一步都似乎踏进一个陷阱。
像父亲一样,农忙种地,农闲时做小工,我不甘心
还没有来得及细品,一夜间,我的身份已经从学生变成了农民。
前年夏天,中考落榜,我成了陕西省周至县二曲镇渭中村的一名农民。
我必须得干点什么来养活自己。在我们老家,供孩子上完初中是家庭的责任,上学期间,你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一旦走出校门,就要想办法自己挣钱了。要不,就成了村里人眼中的懒汉,连媳妇都不好讨哩。
当然,我不能像班上那些女孩子一样,三五成群地,跟着村里的熟人到南方去打工。因为那边工厂里的流水线只欢迎女孩子。可要留在村上,等待我的“工作”似乎只有像父亲一样,农忙种地,农闲时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到建筑队做小工。
我记得,总是天黑下来时,父亲进得门来,灰头土脸的,眼里却荡漾着笑意,从贴身衣衫里掏啊掏,最终掏出13块钱,极认真地交给母亲。然后又摸出一包1块钱的香烟,嘿嘿笑着说:“这个,就算我的,人家工头单另搭的!”但施工队常常兑现不了这13块钱,这个时候,父亲黑着脸,捶着腰眼,一句话也没有。
何向东是我一个村的同学。他有一个亲戚包了点私人的建筑活,我俩就跟着去做小工。
搬砖、拉沙子、和水泥、上房揭瓦,建筑工地上没有一样活路是轻松的,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计算到身体不好的他在每天挣取13元钱和一包香烟的背后付出了怎样的血汗。
那个夏天,我和何向东总是盼望着下雨。
因为只有下雨天,我们才能够名正言顺地歇一天。每每生起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难道这一辈子就要照这样走下去吗?
揣着父母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我又背起书包
就在我万般苦恼的时候,命运出现了一线转机。一位自称在县农机站工作的人跑到我家里,告诉母亲,按照我的成绩可以到西安市上技校,学习机械驾驶和维修,将来开挖掘机,一个月最少挣一千八,多能挣三千八。那该是怎样的高收入呀,顶我和何向东俩人在工地卖一年的苦力呢。我动了心。
掐指算算学费,算得我直嘬牙花子。那是天文数字———一学期一千七百多,顶我父亲一天不歇在工地做半年工,顶我妈一年在家喂4头猪。算到这儿,我不敢抱希望了。
那个招生的人三番五次到我家,还租来一辆大轿车,拉着我们好些同学的家长,到西安市一家大学,指着一排排的挖掘机说:“这里是我们学校的实习基地,你们的娃娃将来就开这种机子哩!”从西安市回来,我母亲下决心要供我去读技校。母亲说,土地不养人,男孩学门手艺,到城里发展才有出息。
那个秋天,揣着父母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我又背起书包,做了学生。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好真本事。
和我一路报到的,除了何向东,还有同村的张波等4人。我们上的现代科技技工学校是一所刚刚开办的职业学校,我们是第一批学生。校址在西安市,但我们上课却在县城设立的教学点。班上有六十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周至县各个乡镇的初中毕业生,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早早就被挤下上大学这座“独木桥”后,盼望着通过另一条途径“抵达”城市,改变命运,挣大钱,永远地脱离农村。
我的专业是开挖掘机。学校安排头一年学理论,第二年到工厂实习,连带安排就业。也许是底子太差,理论课上老师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听不懂。厚厚的一本书,不到一个月就上完了,大家都是一头雾水。在私下议论时,大家自我安慰,说咱这个专业注重的是实践,理论不懂不要紧,只要到厂里实习时好好学就没有问题。
转眼到了2005年的9月,我们转到西安市鱼化寨总校学习操作实践。我感觉自己距离城市生活更进一步了。
享受城市生活的代价,是每个月的生活费从100元涨到300元。为了避免看到母亲的愁容,我尽量减少回家次数,每次要等到口袋里的钱只剩下15元的路费时才起身回家。为什么要剩下15元?从西安市回到周至县的车票是13元,从学校到长途汽车站的公交车票得2元。其他同学大多也和我一样,为了省钱,大家连学校的灶都很少光临,经常在宿舍里泡方便面吃。
开学没多久,学校就催促我们交下学期的学费。老师很厉害,说如果不交,就不安排实习。不安排实习,就不可能找到工作。我看实在拖不过去了,只好给母亲打电话。我安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向家里要钱了,再有一年我就毕业了,能挣钱了,我要用自己的工资把家里欠的债还上。
大钢管压坏我的脊梁骨,从此干不了重体力活
我和何向东等十几位学生被安排到西安市北郊的一家生产小型挖掘机的工厂实习。老师说得清楚,如果表现得好,就可能直接留厂工作了,但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离开实习单位,那学校就不再安排就业,你就自谋出路吧。
那家工厂规模不大,但从原材料进厂到生产成型的设备工序非常齐全。我们刚一进厂,什么都不懂,就被安排干些下钢板、卸轮胎的体力活。
虽然都是农村学生,可这活太重,一天下来累得人都不想张嘴唇说话。不少人打了退堂鼓,没多久,一起去的十几个学生走了一大半。
我也有些扛不住了,在同村的何茂走了之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母亲在电话里说:“娃呀,你要坚持住,全当是锻炼呢。”
我听了无言以对。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我就出了事。
那是下午两点多,师傅指派我钻在挖掘机下卸螺丝,不晓得谁把机子发动起来,一根大钢管砸在我脊背上。我挣扎了挣扎,怎么也起不来。
从手术室出来,看到母亲和姥爷都来了,母亲不住地哭,只怪自己头一天没答应让我回家才害了我。
医生对姥爷说,只差一点点没压着我的脊椎神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但造成胸十二骨折,经过手术卸掉一块骨头,我今后不能再从事与驾驶有关的工作,也不能干重活了。
母亲在楼道只是哭,低低地哭,哭得我心里乱得很。两年来,家里为供我上技校,已花去一万五千多元钱,现在钱打了水漂不说,再回到农村不能干重活,岂不成了废人一个?母亲是操心这个哩。
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工厂和学校却在扯皮
对于治疗,工厂方面很积极,全部交纳了费用不说,还在母亲的要求下请来了一名陪护照顾我。
但随着我一期治疗的结束,后续治疗以及有关赔偿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学校和工厂开始扯皮了。
我受伤后,校长来看过我一次。他说事故责任主要在厂方,要让厂方给予赔偿,不行就打官司。厂方说,医药费他们已经认了,要赔偿得和学校商量着来。
就在我被打上支架,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时候,六十多岁的姥爷顶着隆冬的寒风雨雪,一次次找工厂、找学校,最终也没能把学校的校长和厂方的负责人叫到一起商量。
日子一天天过去,医院开始催促我出院了。我也知道这种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重要的是回家休养,但我不能回家,我要等待学校和工厂对我以后的生活有个说法。
春节一天天临近了,我只能卧在西安的病床上。
腊月底,母亲抛下我,回家张罗过年去了。我知道,她其实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村里人,我伤得并不重,已经痊愈了。她担心村里人知道我“废了”,会影响我今后定亲。农村说媒兴打听,如果都知道我丧失了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谁还敢给我提亲呀。
两个月过去了,事情还没有解决,我还住在医院里,伤口依然隐隐作痛,左腿也有些不大灵便。我还是坚持每天下地活动,想通过锻炼恢复体能。
我不想就这样半途而废,更不想回到农村去依靠父母。我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城市,能够谋到一份职业,能够自食其力,能够宽慰我那可怜母亲的心。
意外事故,让我的未来变得很渺茫,但那些和我一样抱着梦想的同学们,他们的未来也似乎正在经历着捉摸不定的变化。
自从我受伤后,他们就被停止了实习,之后学校说要安排他们到铁路上实习,但最后也黄了。现在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据说学校还没有给联系到合适的实习单位。
上个周末,他们七八个人到医院来看我,我才听说,班上已经有几个学生主动退学了。
那一天,病房里全是年轻的面孔,气氛却很沉闷,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学校的实习通知,大家的心里都忐忑不安。
我是不可能再回到课堂了,但我想让这些和我拥有一样经历,怀有同样梦想的伙伴们,在今年能够顺利地毕业,顺利地找到工作,顺利地拿到工资,顺利地进入城市。
善待这些农村孩子吧
见一次李科,心情就沉重一次。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农家少年,总是让我想起我的也远在农村的姑表兄弟。初中毕业,打工,总想跳出农村,可总是不能如愿,甚至让我想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时的种种磕磕碰碰。
第二次采访李科,病房里有五六个来看望他的同学,我的心情愈发沉重。
这是一群前途未卜的农家少年。与李科一样,他们也想挣扎着离开农村,然而城市击破了他们的梦想。他们被拽进技校的大门,却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他们很快被学校安排去工厂实习,却充当了苦工的角色;他们要有个三长两短,却没有任何保障。他们怨恨:命运为何这么不济?
采访中,这些农家少年向记者介绍了他们走过的几步关键处:
上学。技校的招生者四处寻找落榜孩子的家长,给这些望子成龙的农民描绘出五光十色的图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在孩子们还没有走进校门之前,技校就签下“安排工作”的协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揣着学费来学校吧;
上课。做一个好技工,首先得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在李科的班级里,厚厚一本液压机原理教材,一个月就突击完结,学生们如同听天书一般;
上工。学生们极看重实习,因为学校有言在先:实习好了,就可以留厂工作。可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实习”?搬钢板,卸轮胎,天天如此,就是个精壮汉子也难以消受啊!
听着李科那些身在农村的长辈们的哭声,看着他们被泪水浸得红肿的眼圈,我除了心情沉重,已经无话可说。
善待这些农村孩子吧!
深度点击:实习学生为何廉价
现实中,我国各类院校的学生在正式工作前,大多有一个实习过程。对讲究技能训练的职校、技校而言,实习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
有专业人士做过测算,实习生为了实习期满能顺利留用,工作的积极性很高,其劳动效率是一般操作工的115%到125%,而且企业对实习生不用缴纳养老、医疗、公积金等各项费用,只要发些生活费就行,可谓低价而高效。
有些企业正是看中这一点,在一些只需要简单劳动的操作岗位上,有意超限期使用实习生。这些企业采用延长实习等手段,当实习期满后又以不符合企业需求为名不再正式录用,同时重新使用新的实习生。因此在某些企业的某些工种的流水线上,一直没有正式员工,只有从事生产的实习生如流水一样轮流换。
根据惯例,实习而后留用是职校、技校毕业生就业的直接途径,因此有些学校提前让学生进入实习单位,或者对延长实习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少急于寻求实习机会的求职者不得不降低标准,甚至喊出“零工资实习”的口号,这种心态也导致他们甘于成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
通常情况下,校方负责人或熟人跟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口头上打个招呼,就让学生实习了,双方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及权利义务没有作明确的界定。由于在校学生不具备劳动者的条件,所以,他们不算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这就使得实习生在没有劳动法保护的状态下“裸奔”,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就不难理解了。
(台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