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牙防组就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深处，这里曾是一处学生宿舍楼。新京报王贵彬/摄

核心提示

日前，在牙膏、口香糖广告中频频露脸的“全国牙防组”，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遭遇诉讼，质疑焦点是不具认证资格和误导消费者。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机构既非官方组织，也非民间机构，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其存在18年间一直与企业投入有所关联，其认证生涯从1992年即已开始。

该组织有关负责人称，全国牙防组的模糊身份曾经给牙防事业带来便利。但现今它却成了一切质疑的根源。

在牙膏、口香糖广告中频频露脸的“全国牙防组”，其权威性被质疑是从这幢楼开始的。

它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深处，曾是一处学生宿舍楼。墙面上层层叠叠的藤蔓枯死着，宿舍楼也就更显得黯淡。

四楼楼道口，一连串医院科室的牌子贴在墙上，其中一个就是“全国牙防组”。

去年6月，新华网发文指出，安身于此的全国牙防组，里面只有两个人两张桌。

随后的质疑接踵而来。

中国公益网主编李刚在2005年7月对牙防组进行起诉，认为其不具有认证口腔保健品的资格。今年2月7日，上海律师陈江以相同事由，起诉牙防组。

“我感觉受到了欺骗，且被蒙蔽了很久。”陈江说，很多消费者和他一样，一直以为牙防组是一个权威的官方组织。

“它是一个由政府领导的专家组。”牙防组办公室秘书陈红否认了全国牙防组只有两个人的说法，称其有50多名成员，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口腔医学院。

全国牙防组究竟是半官半民，还是非官非民？张博学面对媒体质疑，只是说，“身正不怕影斜。”他的身份是全国牙防组副组长。

他说，全国牙防组的模糊身份曾经给牙防事业带来便利。但没想到的是，现今它却成了一切质疑的根源。

“权威认证”无认证资格

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下属的认证机构目录中，并没有全国牙防组。

3月2日，李刚去朝阳法院和被告方交换证据，看到了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天公司”)与全国牙防组签订的协议。

“乐天公司每年给的赞助费就有10万。”李刚说，他在这份协议中还看到了一项乐天公司给全国牙防组支付的实验费，数额以百万计。

作为乐天公司所有公关活动的负责者，博抱堂广告公司承认了这一实验存在。

该公司的“乐天小组”具体操作乐天的公关事务。乐天小组的牛先生说，日本乐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最初几年很艰难。后来和全国牙防组一同组建了一个木齿健专家组，以推行木糖醇对人类牙齿有益这一成果。

2005年，乐天公司委托全国牙防组做一个“木糖醇+2”的实验，看它对牙齿的早期蛀斑的修复。乐天公司承担所有的实验费用。但这项实验具体涉及多少实验费用，牛先生称并不清楚。

“所做的实验只是针对‘木糖醇+2’的作用，乐天公司只提供产品。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公司花钱买一个认证。”他说。

但李刚否认了这一说法，“协议内容很明确，都是针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的，而不是只研究‘木糖醇+2’的科技意义。”

李刚说，这让他更加怀疑全国牙防组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的认证是带有某种商业交易的性质。

他起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全国认证机构的上级管理部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下属的认证机构目录中，并没有全国牙防组。

之后认监委给予了李刚书面答复：“我委已与国家卫生部形成统一意见，将口腔保健用品认证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纳入全国认证认可统一管理，现正着手制定统一的认证基本规范和认证规则。”

李刚说，这正说明，全国牙防组并无认证资格，但是之前在各种广告中已经大量出现了“全国牙防组权威论证”的说法。

全国牙防组官方网站显示，已为9种产品提供了认证，其中包括宝洁公司所属的佳洁士含氟牙膏。

牙防组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宝洁公司曾为中国牙防基金会捐资1000万。

对此，张博学曾对媒体表示，“企业对牙防组的支持非常有必要，但与认证完全是两码事，不是搞权钱交易”。

口腔医院里的牙防组

这个组织不要国家编制，不要经费，不要基本设备。“在当时，只有这样操作，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被允许成立。”

“牙防组是众多口腔专家要求建立的。”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说，他是全国牙防组中最早的专职人员之一。专家们的初衷是，增设一个新的政府机构，但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1988年8月下旬，全国各地共有七八十位口腔专家集聚北京，参加一个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召开的座谈会。

当时到会的包括口腔界的“四大家族”：北医大、华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他们强烈要求卫生部的领导到会听取中国牙病的严峻形势。

“会上的很多信息都让我印象深刻。”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张自宽参加了座谈。他回忆，专家们做了一份中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显示，当时中国13亿人口有40亿颗蛀牙，6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每天掉牙11颗；而中国的牙科机构、牙科医生则少之又少，发达国家的口腔科医生占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而中国是十万分之一。

与会专家一致要求卫生部设立一个口腔卫生司，或牙病防治司，至少也要设立一个口腔卫生处，或牙病防治处。理由是，很多发达国家在卫生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一般都要设司、局级的机构。“老教授们群情激昂。他们说这个意见已经提了10年，一直没有解决。”张自宽回忆。

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精简机构。原有的机构都面临调整、合并。要求增设机构就像是天方夜谭。

张自宽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成立一个组织，由三个层面的人员构成，一是在职的卫生行政官员；二是口腔界的专家；三是牙防工作者。这个组织不要国家编制，不要经费，不要基本设备。“在当时，只有这样操作，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被允许成立。”

“那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时任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的张震康，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坚持这个组织一定要有卫生部官员参加，而且要领导这个组织，“在中国，没有政府领导，很多工作会很难开展。而且领导必须是一把手。”

卫生部领导来征求张震康的意见，希望能将这个组织落实到一个口腔医院里。张震康同意了。他在医学院中腾出了一间房，里面安置了两名专职教授，再买了些纸张和笔，这个全国性的牙防组织就开始启动了。

1988年12月，卫生部批准成立全国牙防组，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担任第一届组长，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四川口腔医学院等一些学院院长担任副组长，其他成员均是来自各口腔医学院的专家和牙防工作者。

此后，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以相同的模式，成立相应的牙防指导组，它们也都挂在各省市的口腔医学院内。

最初的赞助者

当时牙防组一万、两万的活动经费，完全是由牙膏工业方面支持的。

“我们的支持，不要求做广告，不要求回报。”

由于没有经费，全国牙防组一开始就必须依赖“赞助”开展活动。

张博学说，全国牙防组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卫生部制定全国牙病防治工作和有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规划，组织协调全国牙病防治工作，促进牙病防治重大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并在相关领域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当时，主要的工作形式就是开会。但是，这个组织连开会的经费都没有。

“1989年，中国的第一次全国牙防组会议，大伙儿是坐在教室的板凳上开的。”

张震康说，当时他想将会议安排在宾馆里开，可实在筹不出钱。就连会后一块儿聚餐的饭钱都没有，“会后，大伙就一同吃盒饭。”

张震康将医学院的大教室腾空，放了许多椅子，最后连硬板凳都用上了。卫生部部长、老教授、老专家都聚集到这间教室里，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也坐在板凳上参加会议。

在最初对全国牙防组进行的赞助活动中，焦玉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焦玉峰是中国牙膏工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上世纪60年代，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生产出第一支含氟牙膏。“可当时中国一半以上人不刷牙。牙膏卖不出去。”

焦玉峰那时就提倡“医、工、商”相联合。医务界要指导如何生产能起到口腔保健作用的牙膏，牙膏工业进行试验，商业界加强流通环节。

这样就能打开牙防局面。全国牙防组的成立正契合了焦玉峰医工商相联合的想法。

“那时，牙防组每次进行活动都先和我联系。”焦玉峰说，他们要开会之前都会和他说有多少人参加、需要多少经费，他就去想想办法。当时一万、两万的活动经费，完全是由牙膏工业方面支持的。“我们的支持，不要求做广告，不要求回报。”

焦玉峰资助的费用用于各个方面，“宣传画册的费用也是牙膏工业方面出的。”从第一份宣传资料，到后来的宣传画，全国牙防组提前做出计划，核算出经费。当时协会下有200多个会员，焦玉峰就发动所有的牙膏厂支持，提供赞助。

回报还是出现了。全国牙防组在进行了第一年的宣传后，当年各个牙膏厂的牙膏就脱销了。

牙防基金会融资渠道

许多企业纷纷以现金和实物等不同形式投入资金，很快，牙防基金会的资金从1000万就积累到2000万。

上世纪90年代，牙防基金会的成立，给全国牙防组带来了新的融资渠道。

这个融资模式，是由一家企业带来的。

广顺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俊是这个建议的提出者。这个公司由建设部、内贸部、水利部的长江办公室及香港的力保集团投资。由于投资规模比较大，李世俊想到，用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支持卫生部做一些口腔保健工作。

当时李世俊已派人到美国进行考察，儿童的口腔保健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他们回来说，应该抓预防，对儿童要进行窝沟封闭，这样能防治。”这种方法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但在中国口腔界还没有推广。当时，国内已有试点，但遭遇资金短缺。

李世俊建议成立一个牙防基金会，广顺公司来承担100万的启动资金。他想到了创办已有五六年之久的全国牙防组。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长久支撑，牙防组就不可能有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实，在牙防组成立之初，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就提出想成立一个基金会，以牙防基金的形式来开展全国的牙防工作。

但由于全国牙防组刚成立，它的影响力还没被企业所认识，所以这个想法也就未能落实。

全国牙防组将李世俊的建议报到卫生部，得到了支持。当时的有关领导人还提出100万太少了。张震康找李世俊商量，能否再加一个零。

李世俊请示了当时的建设部和内贸部的相关负责人。他们马上表态，同意再加一个零。

1994年，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成立，张自宽担任理事长，建设部的一名司长和李世俊担任副理事长，内贸部出了一个相当于司局级的领导介入基金会的高层领导班子，以示支持。

全国牙防组在得到1000万资金后开始脱胎换骨。李世俊的广顺公司承担投资和组织的责任，全国牙防组负责技术把关。卫生部、教育部和全国牙防组联合发文件，在全国26座城市发动牙病预防运动。首站试点在昆明。

基金会成立之后，许多企业纷纷以现金和实物等不同形式投入资金，很快，基金会的资金从1000万就积累到2000万。

牙防组的南宁示范

“在做预防的同时，再做治疗，通过治疗来带动预防。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赚的钱比单纯做治疗要多。”

李世俊没多久就离开广顺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做牙病预防的投入实在太大。”1000万的投资最后回收不到400万。李世俊决定自己创业。

李世俊注意到一个“副产品”：当全国牙防组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口腔保健宣传时，也带来了对治疗的需求。

“当初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李世俊开始在南宁对少儿进行窝沟封闭时，他留意到，在给学生做预防时，一般都会有一个甚至几个家长陪同，他们除了会关注孩子牙齿的状况，同时也会考虑到自己是否有牙病。

“所以在做预防的同时，再做治疗，通过治疗来带动预防。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赚的钱比单纯做治疗要多。”

在全国牙防组的建议下，李世俊将原先的窝沟防治中心做成了南宁天使口腔防治院。

全国牙防组将它列为全国口腔保健示范中心。

南宁患龋率大幅下降，从48%降到30%多。而牙病的防治和治疗收入则大幅增加。南宁天使口腔防治院只用了8个月时间，从4台治疗椅扩大到16台。

李世俊现在在南宁有一个公司，百色有一个，上海有三个公司，并和清华大学合办了专门研制口腔高科技治疗的公司，全部投入在2000万以上。

是否“商业化”

全国牙防组对口腔保健用品进行认可和推荐从1992年就开始了，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

全国牙防组的实力愈来愈强，成员从原先的20多位上升为50多位，并在牙防的各个领域成立了7个不同的专家委员会。

记者在全国牙防组的网站上看到，其成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和来自全国数十个口腔医院的医生，其中还有一些兼任院长职务。

牙防组办公室秘书陈红说，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全国牙防组工作会议，主要成员都会参加。牙防组还在每年的“爱牙日”组织一些有关口腔保健的宣传活动。

该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主要专职人员为两人。

其实，全国牙防组对口腔保健用品进行认可和推荐从1992年就开始了，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由部分全国牙防组成员和几大口腔医学院校从事口腔保健用品研制及临床验证工作的有关专家组成。具体负责口腔保健用品质量评审工作。

副组长卞金有在一次推荐优质口腔保健用品会议上说，评委会根据生产厂家或单位要求，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按照我国有关口腔保健用品的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并参考国外的一些标准对一些口腔保健用品，如牙膏、牙刷、漱口液等进行了严格的检测和质量评审。

最初，推荐的都是些国有品牌，直到宝洁公司进入中国，情势发生改变。他们迅速地与全国牙防组建立了联系，并为中国牙防基金会捐资1000万。

全国牙防组为宝洁的佳洁士含氟牙膏做了认证，并在佳洁士的广告中频频出现自己的“权威认证”形象。

曾在最初“赞助”了牙防组的焦玉峰说，他一直反对医务界为牙膏行业做宣传。

因为牙防组只要宣传刷牙，就会促进牙膏工业，而不要宣传哪个产品。他担心一做广告，商业化了，就不实事求是了。“我当初支持牙防组进行保健宣传，是为了提高群众对牙齿的保护意识、保健意识，而不是宣传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明文规定：“认证机构禁止接受企业的任何赞助、资助”。

对全国牙防组提起诉讼的李刚说，打这场官司只是觉得认证机构应该得到规范。

“而作为一个国内知名度如此高的权威组织，更要注重自己的公正、中立和透明。”

“我不相信什么认证。”身为中国牙膏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焦玉峰现在什么牙膏都用。他说，因为牙膏的基本配方就是一个，只是多些不同的添加剂，工艺、科技等各方面都没有很大差异，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营销手段上，“只要是通过国家质量监督局检验的牙膏，刷起来都一样。”

“百度”一下“全国牙防组”，找到相关网页约25700篇。日前，全国牙防组在京沪两地遭遇诉讼，其权威性被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