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以貌或职务高低来取人

楚王原本想给晏子一个下马威，谁知却被晏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顺势一番奚落，可谓“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个子之人既然能行走于朝、出使于外，肯定有特殊过人之处，往往轻视不得。如果说楚国的臣子不懂得这一点，无关宏旨、无伤大雅，大可付之一笑作罢，但楚王作为一国之君亦不明事理，显然是遮掩不住、不能原谅的。弱小往往被人轻视，可弱小一旦被足够的机智灌注，由于轻视眼光的错位，反而使它的出击往往始料不及且更加难以招架。这里，弱小变成了一种“迷彩”，它迷惑敌人，保护自己，这正是那种大而疏松、大而无质的躯壳所不具备的优长。楚王以貌取人，被晏子反将了一军，吃亏就吃在了狂妄自大上。接下来，如果楚齐两国要进行有关协商的话，我想楚国也肯定是被动的。这种被动，倒不是因为“一棋不着全盘皆输”，而在于楚王缺少哲学头脑。一个缺少哲学头脑的人，进入任何实践，都是不会成功的，起码不会圆满成功。这已是一个被无数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

　　或许有人会说，楚王以貌取人，吃亏在于“情况不明”、对晏子不了解。那么，对于那些“情况明了”的“小人物”，包括他们的见解和观点，是不是就可以小视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否则，也会犯与楚王一样的错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青年上尉以维护法国利益为己任，决心总结大战的经验教训，拿出管用的卫国方略。他博览群书，潜心钻研和分析了历史经验，预见到“下一次战争将是运动战”，并于1934年出版了《建立职业军》一书。在书的开头，他详尽地分析了法国的地形特点，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了法国与比利时交界的地区是防御上突出的弱点。进而论述：英国和美国由于有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很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以比利牛斯山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心脏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无法防守。最后他作出了如下结论：处在这种先天地形下，保卫法国的可靠战略措施，不是依靠修筑坚固的、不可移动的固定要塞，而是建立起适应打运动战需要的、由十万人组成的一支装备精良的职业军，该军规模应有六个装甲师。这支职业军在未来作战中，将在航空兵的支援下，依靠机动作战方式成为反击入侵、夺取胜利的中坚力量。

　　这位青年上尉，以高瞻远瞩的目光看穿了未来战争新趋势。他，就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于世的戴高乐将军。

　　很可惜，戴高乐的这一战略思考，当时被墨守成规的法国军事权威当作“一个小人物的狂言”而弃之一旁。因为他们正沉迷于“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的神话之中。与此相反，被法国军界否定的理论，在他们的敌国——德国却深受重视。二战中，善用坦克而出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对《职业军》一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并依据书中的理论构设了他的装甲师编制和使用坦克的战役战术。1940年5月，德军快速迅猛的装甲师团闪击法国。法军马奇诺防线被德军绕过，法国政府仅仅支持了一个半月就战败了。  

　　战后，一位法国人总结到：“德国人赢得胜利，只花了15个法郎——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

　　战争是以最直接和尖锐的方式表现矛盾运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人类的一种积极能动活动，是敌对力量、意志互相冲突的过程，所表现出的事物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需要作战指挥员具有哲学头脑，善于运用哲学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透过瞬息万变、扑朔迷离的现象，驾驭战争的客观规律，进而从根本上避免战略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如果没有哲学头脑，仅凭“常识”办事，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也难免犯大错。戴高乐打破了“法国防御要依靠马其诺防线”的常识，提出了“职业军”作战思想，正确地把握了未来战争的发展规律。而那些法国军事权威们固步自封，迷信马奇诺防线的“固若金汤”，结果只能被以先进“军事理论”为牵引的德军所击败。

　　综观古今，无论政治外交还是军事斗争，都充满了哲学。尽管哲学家不一定都是军事家、外交家，但军事家、外交家则一定要具有哲学的头脑。特别是在现代国际社会里，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变化更加风起云涌，尤其需要哲学的头脑、战略的思维。否则，就难免出现楚王式的被动和15个法郎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