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忠堂

　　余秋雨先生《掩卷沉思》之后，决意搁笔，不能不说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先生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文化之旅，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先河，开启了一代文风，对当代散文文体作出了拓疆式贡献。也许是又寻找到了新的人生坐标，也许是对评论界暴风骤雨式的批评感到身心疲惫，也许是对国内书市盗版行为的一种无奈的抗拒。
　　余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学术界登上文坛，一路潇洒顺畅，对阅读界产生了旋风式的震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著作，首版发行数十万册，其中有的版本一版再版，高居全球华人圈最畅销书之榜首。在国内，2002年统计的全国十年来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他一人占了三本。这不能不让文学界为之大震，更不能不引起评论界的高度关注。面对盗版盛行的书市，自然是在劫难逃。
　　文学评论是对作品优劣正误的研究与评说。可是，对余秋雨的批评，不仅仅是对其作品内容细节偏误的追究，也不仅仅是对其散文文体创新的质疑，而是重点纠缠在余氏的文品和人品上。像用“文革”的文风攻击余在“文革”中的表现；像用讽刺挖苦的文体质疑余的学问根底；像用否定的口气判定余文不是散文，等等。这是一般作者都难以接受的批评方式。然而，外貌文质彬彬的余秋雨，骨子里却偏偏蕴涵着超人的倔强，对批评者采取了不肖的回应，对各类批评意见一概否认，因此也就形成了与评论界的长期对峙，心力憔悴自然在所难免。
　　不管怎样，余秋雨先生确实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已经成为我们现时代众多读者的精神食粮之一，并将慢慢地滋生出营养，人们需要余秋雨。”“余秋雨先生那低回、感伤的文化情调，那曲折、多姿的艺术手法，那典雅、灵动的文字表述”，成为赢得读者的力量所在。
　　余秋雨的演讲才能也是一流的。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满了数十万名听众，被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余秋雨先生由一位学者成功地变成一位作家，成为世界华人圈内集学者、作家、演说家于一身的文化名人。
　　勤学苦读是余秋雨取得成功的文学基础。他四岁上小学，八岁时代替母亲为村民读信、写信、记工分，九岁时有了自己的“书房”，阅读了大伯留下的《石头记》、《家》、《春》、《秋》等文学名著。跟随在上海工作的爸爸读中学期间，得到几位名师的引导，对作文的兴趣日渐浓厚，高中阶段获得上海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大学期间虽然遇上十年“文革”，却为余秋雨自学提供了时间，有次身患肝炎回家养病时，住在一个半山老楼里，没想到居然是县图书馆，是蒋经国当年读书的地方，曾经叫过“中正图书馆”，在那里读了《四库备要》、《四库丛书》、《万有文库》等，接触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文革”结束后，在上海东郊一间十三平米的简易房里，自学苦读三年，阅读了大量中外大师的经典名著，读完了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并有的放矢，写了八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下决心补上大学期间的课程欠账。
　　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期间，潜心研究戏剧理论和戏剧文化史，十年磨一剑，先后出版了《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四部理论著作，不仅确立了他一流的学术地位，而且也为行文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余秋雨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六六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不久被下放到条件极差的军垦农场，长期接受劳动锻炼。学校复课回到上海不久，父亲被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关押，唯一能给家里经济接济的叔叔也因被批斗而自杀，一家八口人全靠未成年的弟弟出海打渔为生。七十多岁的奶奶抱着一个儿子的骨灰，从门缝里看望了被关押的另一个儿子，岂不悲惨至极？若没有如此苦难的历练，怎能忍受这二十余年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章是走出来的。孤旅大江南北，遍访祖国传统文化现场；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迹；不畏北极严寒，寻找欧洲古今文明。体验了长途跋涉的劳顿，吃尽了挑灯伏案的辛苦，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凶险。从某种意义上讲，余秋雨的成功是苦出来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训，几人能做到？可是，余秋雨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所以，余秋雨以一流的才情和惊人的文笔，奉献了社会，赢得了社会，社会也必将予以厚报。只可惜的是，如此好笔，如此好文，竟然束之高阁，遗憾否？深思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