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限制对很多潜在犯罪行为进行了震慑，但根据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属于超出法律之外的惩罚。特别是遇到一些极端案例，比如自身就是受害者以及出于义愤动机犯罪等，都需要考虑到相关规定和限制的灵活适用。法律是复杂的，现实同样也是复杂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很多曾经的问题，都会在全社会不断地沟通讨论中达到新的平衡。而我们努力的方向，也一定是要让勤勉努力本分者过上更好的生活。

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律界为什么担忧牵连制度，就是害怕出现滑坡现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那么罪责自负的原则就已经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会无穷匮也？

“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是属于“懒政”的一种。录用选拔本来应该根据犯罪轻重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审慎考量，而“一刀切”则是不动脑筋，简单粗暴把标准扩大化、顶格化，不管是在政审考察考核方面还是公平就业方面，都有违法违规之嫌。当然，周委员所期望的“彻底放开”也是不现实的，罪有轻重，一律“彻底放开”也是另一种“一刀切”，对于“罪大恶极”的人，对其子女进行一定的限制以示惩戒有其必要性。

一个人的前途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其父母乃至更远的亲属的犯罪记录所决定。而且，不透明、缺乏申辩机制的政审规则，是很容易造成误伤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对罪犯的近亲属考公搞一刀切的限制，可能构成对于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这不是什么提升了“法律震慑力”，相反可能扩大了社会对立面。无论如何，作为影响到千万家庭切身发展的一项考公限制，“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政策需要讲讲明白，防止被误读、被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