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桂香

　　“我已向国务院提交了建议，诉讼费的收费标准应该提高。”全国人大代表、深圳中院法官刘来平昨日语出惊人。将于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幅降低了诉讼费，对此刘来平认为，对所有人都降低诉讼费的“一刀切”做法会增加进入法院的案件，可能更不利于解决打官司难问题。（3月15日广州日报）

　　不可否认，大幅降低或取消诉讼费用，使打官司的“门槛”相应降低，让一些困难群体打得起官司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法院受理诉讼量的增加，甚至一些恶意诉讼这，为了拖延或拒绝履行义务，通过相关程序提起上诉，拖延诉讼时间，使法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中，不排除有利用相关程序的恶意诉讼者。但在法院受理的诉讼人群中，这些恶意诉讼者所占比例很小。况且，如果有人想利用诉讼程序拖延时间，最终达到拖延或拒绝履行义务的目的，这些人其实是为利而诉讼。并且，在这些提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中，往往或者是财大气粗，或者是仰仗权势，如果仅仅靠提高诉讼费的收费标准，真的就能“吓退”他们吗？

　　事实上，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困难群体，法院才是为他们主持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降低诉讼费让他们打得起官司，有利于维护他们的权益，化解基层的社会矛盾。仅仅是为了防止恶意诉讼而提高诉讼费的收费标准，法院的法官们可能是清闲了，那些交不起诉讼费的困难群体，会不会被挡在法院门外？不从制度上解决，依靠加大对困难群众诉讼费的减免缓，来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很可能会成为空谈。

　　有资料显示，作为全美最高审级和最高审判机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初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5人组成，1869年根据国会法令规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组成。法官人数比我国少得多，为什么却没有人手不足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只有5％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95％的案件在庭外就和解了。

　　目前我国现阶段国情还决定诉讼是首选的纠纷解决模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尽可能选择调解解决才是发展方向。据报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从去年10月全面推出以庭外和解为主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后，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55％，有效地减轻了法院的诉讼压力。

　　诉讼费降低可能会导致法院受理诉讼案件增加，但减少诉讼案件应该从制度上入手，更不能动辄用提高诉讼费的办法，提高群众打官司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