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今天刊发与会的7位专家学者、校长、官员、学生的真知灼见，针对“问需”阶段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踊跃建言献策，为制定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规划纲要尽力。人民网对座谈会进行了文字直播，更多内容请看人民网(www.people.com.cn)。
——编 者
大学不要过于世俗化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培根
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要有前瞻性，应该对可能在中长期发生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就我所了解的高等教育领域，我认为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教育尚缺乏真正的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现在的教育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我认为，更好的教育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潜能，挖掘学生的潜力。
第二，我们的教育开放不够。首先，是对学生开放不够。其次，是对社会、业界开放不够。这可能和扩招、教育成本、社会和业界对教育的理解和支持等有关。比如，工科学校建起实训中心，这本是好事，但如果因此把学生更多地封闭于校园中，那就有问题了。开放不够还表现在学校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单一。现在教育的行政化现象比以前更严重了，这些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来思考这些问题。
第三，教育的“保守”不够。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需要我们去遵循和坚守。比如高中的文理分科，这有悖基础教育的规律。另外，学者对“学气”坚守不够，一些优秀青年学者身上的“学气”和老一辈相比少多了。这是令人担忧的。总的来说，教育应当开放的地方我们开放不够；应当保守的地方我们“保守”不够。
第四，功利倾向太重。目前的薪酬制度明显制约大学的发展。大学中，教师的收入是多元化的，工资只是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这种薪酬制度，必然逼着大家去创收，导致学校里面功利主义盛行，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高。
为此，谈几点建议：
第一，从国家层面系统解决大学的收入问题，让教师收入单一化。这些年科研经费提高了很多倍，但创新的成果增加了多少呢？因为科研经费和收入挂钩，使得一些教授、优秀青年学者不能专注于某一方向，这种做法久而久之容易滋生出一种“忽悠”的文化。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系统的举措，不能简单地规定科研经费不准提成，而是一方面要使收入单一化或工资化，另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工资。
第二，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和培养模式。自主招生的设想、宗旨是好的，但有些变味了。它让少部分有权势、有关系的人的子女进了本来难以进入的大学。在当前社会诚信不足的情况下，单靠高校完全抵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但若取消高考，只会引起教育更大的不公平。其实，在招生和创新教育方面，大学和中学可以联手做些探索。比如，在中学里让优秀学生脱离应试教育，采取创新教育的模式，注重能力的培养。大学招生时，这部分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如何保证这种保送式的招生方式不出问题？办法就是信息透明，公布学生乃至家长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改善治理结构，完善领导机制。高校治理结构、领导机制的形式应该多样化。我希望探索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多种形式，可以让学校自主地去探索。监督体系也要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指挥体系和监督体系，两者要分开。
第四，重视大学的文化建设。如今大学里的官气太重，学气变少，这会严重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应该是一个精神家园，它要能引领社会进步，不要太过于世俗化。
把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林建华
如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这关系到高校的长远发展。规划纲要应当明确未来中国的高等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模式。
现代大学首先要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同时也要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要在制度上保障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使大学在科技、文化方面更具有创造性。通过建立更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和机制，使大学的责任更明确，推动大学以更清晰的战略定位、更合理和高效的运营机制满足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教育的需求。
办学自主权是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从法律上讲，我国高校的自主权并不小，但权利的界定模糊，教育资源分配的法制化程度低，行政干预强，使大学的自主权难以落实。
我们要梳理一下，哪些是政府应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政府应该重点抓好高等教育的结构、规划、布局等宏观管理和教育投入的法制化建设；政府对大学监管的重点应当放在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然后，把那些不该管的事情，放给学校去管。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该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在保障大学自主权的同时，要建立以行业为主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要借鉴国际的经验，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建设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单一的、以公立大学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很难满足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要求。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困难，一方面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高等教育在教育结构、教育多样化和教育水准方面的问题。教育趋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不解决，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度改革很迫切。
社会、政府要给大学提供一定的条件和压力，让大学更加透明地运行。例如，可以建立理事会制度，请社会人士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同时，应当深入研究校长遴选办法和权责利、党和政关系、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等方面的问题。
另外，要把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实体来建设，不要把大学作为政府部门的延伸，或者一般事业单位的管理。现在把大学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计划经济色彩很浓。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给大学全额拨款，大学运行经费中的相当一部分需要靠自身筹集。因此，在保障大学非营利和公益性质的条件下，可以让大学按企业的方式进行内部的运营，建立起高效的运行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
为教育家成长铺路
国家督学、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陈玉琨
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资源，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规划纲要需要对整个教师队伍的建设做出一个精心、系统的设计安排。
从战略角度来讲，教师队伍建设要上天入地抓重点。所谓“上天”，就是主抓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大学建设，建设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校教师队伍。按照如何提高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总体目标来设计大学教师队伍建设。这是提升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
所谓“入地”，在我看来，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政府在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院校实行师范生免费，效果非常好，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到中西部农村当教师。但是，仅仅有6所师范大学是远远不够的，要解决中西部农村的问题，还是要靠中西部。我建议，国家能不能进一步加大对师范生的投入。至少每个省，尤其是西部12省区的省级师范院校也应该推行这种免费师范生的政策。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从绝对贫困转化为相对贫困。农村和城市，西部和东部还有差距。相对于公务员及其他行业，教师的社会地位还不令人满意。教师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的新问题是：教师更加关注自己的职业前景和专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为每位教师、校长的专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显得非常重要。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教育家办学”。“教育家办学”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外行办学”，外行办学就是依靠红头文件办学，长官意志办学。我们在很多地区都看到一些从来没有过教育教学经验的人突然调来当中小学校长。我建议，建立一套持证上岗的标准，教师有教师的资格标准，校长有校长的资格标准。
人民教育家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那么多搞了几十年教育的人成不了教育家，这和整个社会、文化有关系。我建议，建立人民教育家授予制度。人民教育家很难自动产生，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则有助于教育家的成长。教育家的成长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先成才，后成名，再成家。先成才，就是先成为一个专门人才，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和校长；后成名，就是名师、名校长，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引领地区与时代的教育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教育家。为此，规划纲要要提出一个优秀教师或者优秀校长的素质提升工程。国家盯住一批人，通过一个阶段，帮助他们提升素质，有意识地培养一批中国的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