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了10多年招生考官之后，贵州民族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穆维平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艺术类高考报考音乐专业的学生中，声乐考生和器乐考生的比例越来越失衡。
以今年为例，贵州省报考音乐专业的考生有6000多人，但器乐类考生只有不到1000人，其余的考生全都是奔着声乐系来的。“超女”、“快男”的一夜成名，激励着很多中学生对声乐演唱兴致盎然。
声乐专业队伍的扩大并没有让身为国家一级演员、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的穆维平感到欣喜。他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基层艺术教育的低水平，以及考生和家长急功近利的心态。
报考声乐专业的考生猛增 整体水平反而下降
穆维平发现，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声乐专业考生扎堆儿的趋势就越明显。相对来说，经济较发达的贵阳和遵义，器乐考生较多；而如毕节、铜仁等较落后地区的考生，90%以上报考的都是声乐专业。
其中，除了极少数确实有天赋、出类拔萃的考生外，让老师们只能像“车轮战”一样面试的大部分考生都属于本身文化成绩不好而想以艺术专业作为大学“敲门砖”的。
“报考人数猛增，整体水平却反而下降。”穆维平说。许多考生演唱水平低，并不具备综合表演的素质，从乐曲选择、舞台表现、技术技巧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许多考生连基本的半音、全音、调号、调性都搞不清楚，也不知道自己唱的什么调；有的学生没有音准，你弹你的，他唱他的，完全两条路，不相融；有的不按节奏走，低级错误层出不穷。
从基层前来应考的学生，“曲目量少得可怜”：男生大多选择演唱《黑龙江岸边洁白的玫瑰花》、《月之故乡》、《祖国慈祥的母亲》等曲目，女生较多选择《思乡曲》、《党啊，亲爱的妈妈》、《翻身农奴把歌唱》等歌曲。
“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曲并不是不好，但过于集中和单一反映出老师本身知识的匮乏和落伍。也可能是为了应付考试，临阵磨枪就练这几首。”穆维平说。
另一方面，许多学生在选择考试曲目时以“大、高”为标准，一味追求调高。《我爱你，中国》、《母亲河，我喊你一声妈妈》、《儿行千里》等高难度歌曲“往往是学生唱得可怜，监考老师看得担心”。
还有一些考生视唱练耳、乐理基础知识十分薄弱，每年考试过程中都会闹出很多笑话。有的学生模唱时不知道要用“la”音来唱，只会哼；还有一次，监考老师在钢琴上弹了一个音，问：“告诉我你听到什么？”本意是让考生模唱出来，这位男生却回答：“我听到‘哐’的一声。”
艺术专业的培养招生违背了“千里挑一”的规律
每年年初，大批怀着“碰运气”心理的考生，从全省各地来参加面试，在贵阳一住就是半个月，少则花费四五千元，多则上万元，“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
“我们作为老师，有时候真不忍心收他们的报名费。”穆维平说，“表面上看，我们是在给这些孩子一个机会，但事实上，没有专业教师尽早指导、甄别真正的‘好苗子’，不但花了冤枉钱，还耽误了孩子的前途。”
在穆维平看来，声乐专业如此火爆，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是器乐类专业考的是“童子功”，考生需要从小学习，十年磨一剑；而学声乐则要等到变声期过后，一般来说，从高中开始学习，练一两年时间也可以参加考试。这使许多文化成绩差的学生将学声乐作为进入大学的捷径。
一位高三学生曾告诉记者，有一次老师统计班里艺术生名单，忽然多了七八个音乐生，“我们都觉得特别吃惊，同班了两年多第一次听说他们还在学声乐。后来才知道，好几个都是为了增加高考的保险系数临时抱的佛脚。”她抱怨，“有的同学唱流行歌曲都会跑调，难道声乐是什么人都可以学的吗？”
穆维平认为，艺术类院校的盲目扩招也给了家长和考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许多艺术院校为了应付生源多、考试难等现象，逐渐简化了招生考试程序。
他回忆，扩招之前，高等艺术院校在音乐类招生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核，包括专业考核初试、复试、乐理基础知识考核、视唱练耳等项目。而现在许多高校的艺考都简化了程序，“只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乐理知识免考，视唱练耳也是走马观花。”
穆维平批评，艺术专业的培养和招生已经完全违背了“千里挑一”的艺术规律，许多不具备艺术天赋的学生被“扩招”进了艺术殿堂。可事实上，对于一个没有艺术天分的学生来讲，不但学不好知识，相反是为自己的前途设置了重重障碍。
他透露，许多学校因师生比例严重失调，已经放弃了“一对一”小课制。某高校音乐系4个年级有近2000名学生，却只有60多名教师，学生怨声载道，老师叫苦不迭。“试想：一对三十、一对四十的声乐教学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吗？”
穆维平承认，他教出的许多学生最终都改了行。“不愿意去基层，城里也提供不了这么多岗位。大多数人转行后并不具备竞争的优势，为学艺术交的学费也很难说不是一种浪费。” (记者 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