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有两件衬衫是老潘对富人的最初定义

　　坐在记者眼前已经身价亿万的潘石屹，最初对富人的定义仅仅是能有两件衬衫。如果身上穿着的衬衫该洗了，能够随时再拿出一件来。因为家境贫穷，小时的他还完全感觉不到贫困、疾病等有多可怕，后来长大一些，到县城去逛了一圈，回来后才能够读懂母亲眼神中的无望和父亲沉闷的叹息，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差第一次冲击了他的头脑。“那是西北最荒凉最苦的地方，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妈妈又长年瘫痪，家里有五个小孩，我是老大，两个妹妹因为养活不了，只好送给了山里的农民……”潘石屹很坦然地谈起自己的童年，语气很平淡。

　　正因为过去苦，老潘形成节俭习惯。几年前他与几个人在北京保利大厦前一条小街道上吃饭，吃一盘菜，记得是一盘土豆丝，就为到底是八元还是五元钱，和饭馆的服务员争起来了。可那时他正大笔大笔地往外投钱，动辄上亿、上千。

　　即使是现在，潘石屹乘坐飞机一般情况下都是坐普通舱。记得一次他同爱人与美国华尔街大老板(美国前十大富翁的儿子)一起去上海，秘书照章办事，就给他一个人订了普通舱，其他人都是头等舱。后来到机场一看坐不到一起，美国人特别客气，说你还是换个头等舱吧，这个航班没了，一起乘下一个航班，结果让人家一大帮人在机场坐了两小时。

　　初闯世界手里只有八十元钱

　　像普通的创业者一样，潘石屹历尽艰难。当初潘石屹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时，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八十多元钱。

　　当时他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加之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他感觉非常压抑。1989年，潘石屹到了海南。当时他和一个朋友第一次沿着滨海路海边往前走时，看到有的海南人当着别人的面就在海边“方便”，那边有人“方便”，这边有人就在进行手表交易，手表贩子把袖子一拉开，胳膊上全是各种各样的手表。他朋友挑中了一块，那卖表的说不卖给你。朋友问为什么不卖？他说，没钱你买什么？你的钱包已经被人偷走了。朋友不信，一摸钱包真没了，才发现那小偷偷了钱包也不跑，就在附近蹲着。

　　1990年春节前后，一场台风令海南经济一度低迷，很多人都选择离开，但潘石屹没有走。他的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他当厂长，带着三百多个民工。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老潘那时年轻，责任心也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

　　看孩子是他人生中大事

　　无论工作多忙，老潘总要拿出一些时间留给家人，照看孩子。在张欣生孩子时，他一个月时间完全脱离公司工作，就是侍候老婆孩子。他说，生孩子对母亲与孩子都是特别大的事，一个新生命要出来，别的事都可以慢待一些，唯有这事太重要。看孩子非常辛苦，但跟孩子接触也可以让你平静下来。这社会有时会不断让你往前跑，人家官职比你大，做的事比你大，挣的钱比你多。孩子却能让你感觉到人的一种原始状态，令你周围的一切回到一种单纯的状态。

　　把自己变成容器

　　老潘崇尚大气包容。人的最大的弱点是“迁怒”，一个机构、一个人反复迁怒，就像病毒一样传染，社会就会变得浮躁，大家没信任感，没安全感，一点也不能和善。人应像一个容器一样，把“迁怒”过来的怨气承载下来，不让它再传播出去。

　　土洋结合的婚姻

　　潘石屹的商业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那土洋结合的婚姻。爱人张欣是一个有着15年国外生活经历的对哲学和人文极感兴趣的女人，而潘石屹未出过国，不但一句英语不会说，还满口甘肃天水口音，谈恋爱时，张欣在香港给潘石屹写的都是汉字情书。

　　她与潘石屹从相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婚后一年，潘石屹离开万通，他爱人立即从高盛公司辞职。但这对夫妇一开始并不是黄金搭档，公司刚开始成立，潘石屹期望的是张欣的资本运作能力；而张欣的兴趣却在用她在剑桥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来改造一个中国化公司。这种立场分歧构成了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商人潘石屹与一个受过高等名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张欣长达两年的情感冲突。

　　1997年10月，两人曾面临过一次情感危机——潘石屹期望她做了整整两年的新加坡国家投资因金融危机而流产，潘石屹于是不再相信华尔街的资本运作方式，两人在吵翻后曾一度分手。再度牵手后，张欣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东西在潘石屹身边终于爆发出能量，激发了潘石屹深藏着的潜质和天分，并由此创造了建外SOHO、长城脚下的公社等建筑神话。

　　潘石屹心中最理想的中国建筑是与时俱进的，绝非一成不变的。房子的功能永远适合是不可能的。把灵活性留给未来，把可能留给明天，房子的生命才会长久。本报记者吴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