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子白花了，工程白搭了”“干部扛锦旗，群众饿肚皮”……基层老百姓用这样的顺口溜，表达了对形形色色“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不满。对此，参加全国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少数地方搞建设一味地贪大求洋，极大地浪费了资金和资源，必须加以遏制。

    20世纪90年代初，安徽某市要扩建一个国际大机场，为此耗资3．2亿元，后因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1年后，被迫关闭；重庆市忠县年财政收入只有六七十万元的黄金镇，却耗资500万元，建起了“天安门”城楼样式的办公楼群，而被征地的村民，至今未拿到补偿款……

    如此的“政绩工程”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有的甚至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击出“高价政绩”，为搞奢华建筑而滥用资源，掠夺性开发。

    邓永俭代表认为，一些地方名目繁多的“政绩工程”，造成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巨大耗费，损害了党和政府的信誉。郭松海委员认为，这些“工程”助长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损害的是群众利益，伤害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感情，却为个别官员增添了政治资本，它还会产生腐败，让人们深恶痛绝。

    这些“政绩工程”为何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郭松海委员认为，“政绩工程”体现了一些政府官员的思维定式和习惯作风，他们凡事眼睛向上看，只对上不对下，“只要搞出政绩，让领导看到”，上级对于下级有了好感，最后就会把搞“工程”的干部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上去，这是以“政绩工程”为主的各种工程泛滥成灾的主要原由之一。

    郭松海委员建议，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干部的考核，建立和完善科学考察、评价、提拔干部的体系。要提高绩效考核工作准确度，做到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相结合。要把那些默默耕耘，踏实做好基础性工作的领导干部的“隐性政绩”考核出来，这样才能对领导干部的绩效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刘满仓代表说，遏制“政绩工程”，不仅避免铺张浪费和滥用职权，而且可以切实减轻人民负担，更好地体现执政为民的思想。同时，应构筑法纪制约机制，要实施“责任行政”，对那些热衷于“政绩工程”、不干或少干实事，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实绩实效的官员，应追究其责任直至罢官免职，严重渎职或造成严重浪费的要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