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的韩庆祥教授日前在一次主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理论研讨会上，痛斥了山西煤炭富豪的挥霍浪费行为。他说：“山西一煤矿矿主，今年以3700万元的价格买下北京最贵的别墅。随后，一次性购买20辆“悍马”越野车，为本家族15岁以上成员各配一辆。”韩教授以此为例批评某些企业主遗忘社会责任感，挣钱后不知回报社会，只知物质享受。他认为这种行为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笔者非常赞同韩教授“这种行为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但也有必要再往“深”里剖析一番。“矿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独树一帜、震惊国人的“挥霍举动”？说明他们来钱太容易了。众所周知，煤矿企业历来属于“高风险，高强度”的劳动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能源需求一直处于紧张状况。开煤矿是来钱最快、最容易的产业，且劳动力资源丰富又廉价，尤其是个体煤矿的用工，基本都是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只要给钱就挖煤”，而且还很少“讨价还价”。矿工的工资低而不稳，基本一路下滑，到了“最底线”。据一项调查表明，直到上世纪80年代，矿工的收入一直稳居各行业前列乃至首位，但此后到了新世纪，他们的收入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有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矿工的收入水平为什么越来越低，反而“矿主”的腰包越来越鼓？其主要原因是“矿主”的经营理念“扭曲”了。有许多煤矿“矿主”只顾生产别断档，不顾煤矿安全与保障。“要钱不要人、要煤不要命”，宁可“腰缠万贯”，也不肯往“井下”投钱，从而导致煤矿安全设施陈旧简陋，安全措施不健全，矿工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差，致使“矿难”屡屡发生，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突出的、典型的管理模式，还有长期坚持非法生产的更是屡见不鲜。群众把这种无视生产安全、不顾矿工死活的经营者痛斥为“新时期的资本家”。因此，我们不能把某些“矿主”的“超群暴富”和“挥霍行为”简单地理解为花钱“大手大脚”、“典型自私”或“遗忘社会”、“责任缺失”。说穿了就是“腐败大亮相”，是向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公正、公平、民主、文明社会的公开“挑战”和“宣战”，也是炫耀和证实这个社会“允许某些人搞腐败”罢了。

　　殊不知，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提倡反腐倡廉，必须把腐败现象视为大敌。煤矿富豪购“豪宅”、买“悍马”现象，就是“不动刀枪”的腐败行为。但也许有人会这样说，人家有钱爱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管得着吗？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是社会责任“欠缺”的表现；还有的也可能会这样替“矿主”解释，人家是靠本事挣来的大钱，也不是贪污受贿索取，没有必要犯“红眼病”。其实，这种认识也是浅显的、不免带有庸俗的色彩。但“矿主”的惊人挥霍行为确实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负面影响”，用当今一句流行的话说叫“恨富”和“仇富”。出现这种现象倒不足为奇，人们还能给予理解和谅解。但是，最令群众深恶痛绝的则是，煤矿“矿主”之所以迅速成为百万、千万直至亿万富豪，免不了背后有腐败官员的“强大靠山”和“保护伞”。由于四面开花的“矿难”事故，已经震醒了国人：什么叫“官煤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利令智昏，现在无需和群众解释了。“矿主”的挥霍行为是无声的宣扬和“自我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