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地点：
　　山东大学
　　人物：
　　陈炎，
　　山东大学教授，
　　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文史哲》杂志主编，
　　曾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奖”等。
    感受中西古典建筑不同的“艺术语言”
　　笔者：从中国与西方典型的建筑形式中，我们能够读出何种思想与文化寓意？
　　陈炎：最能体现儒家文化之人伦关系的建筑，要算是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四合院”了。在这种相对封闭的建筑系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人之间尊卑有等、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等级关系。无论是几进几出的四合院，其正中的堂屋必然是面南背北、至高无上的。它体现了尊者、长者、嫡者不可替代的正宗地位。在它的周围，不仅东西厢房的格局较小，就连左右耳房的高度也较低。它们体现着卑者、幼者、庶者偏离中心的辅助地位。其实，如果从采光的效果上讲，东西厢房的设计本来是并不科学的。但是，为了体现儒家文化“爱有差等”的人伦秩序，它们的出现又是极为必要的。讲究的堂屋不仅有飞檐，而且可以较高，甚至上挑，体现出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姿态。而厢房和耳房则一般没有飞檐，即使有也相对低矮，甚至下垂，一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表情。在堂屋那高大的飞檐庇护下，左右耳房侍奉两旁，宛如端茶送水的如夫人，绝不敢与名媒正娶的大太太平起平坐；东西厢房则侧身而立，就像一对儿女恭候着正襟危坐的父亲一样，面对着不是，背对着更不是，只好附首贴耳，侧身而立了。儒家文化不仅讲究等级的差异，而且讲究情感的融合。在堂屋、耳房和厢房之间，有一道曲径通幽的抄手回廊将它们连在一起，仿佛是一种血脉的沟通、情感的联系。每个建筑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在天圆地方的“四合院”内共同享用着天理伦常。这便是自西周时期已开始出现，直至上个世纪初仍普遍存在的“四合院”，它那漫长的岁月似乎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刚好同步。
　　而西方的教堂建筑，则最能体现人与神之关系的特殊关系。从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到哥特式，西方教堂建筑越来越向天空发展，其直至上苍的结构充分显示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气息。高耸入云的建筑既显示着神的庄严，又反衬了人的渺小，这与西方中世纪以前宗教神学日益加强的社会发展趋势成正比。进入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地位渐渐得到了恢复，从而教堂建筑的高度也渐渐呈现出回归大地的趋势。从巴洛克式的优美，到罗可可式的华丽，宗教神秘主义的情氛日益淡化，世俗感官的成分渐渐得到了加强。
    日益稀薄的现代建筑文化内涵
    　　笔者：面对当今人类的生存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文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将为如何汲取东西方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努力？
　　陈炎：首先遇到的问题仍然是材料。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使用，使得古代西方建筑所偏爱的石头和古代东方建筑所偏爱的木头渐渐退居次要地位；随着现代人对资源的保护，对效率的追求，原有的木头和石头作为建筑材料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从而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这样一来，东西方建筑原来因材料的不同而导致的造型上的差别渐渐减少。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省材料，如何最为合理地分布空间，如何最为充分地利用光线，便成为东西方建筑共同努力的方向。于是，同古代建筑相比，现代建筑因功用不同而导致的地域形态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
　　笔者：上述变化是否具备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陈炎：东西方建筑由古代向现代的这一发展有着理性化、科学化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在工具理性和经济效益引导下的趋同性发展，不仅使东西方建筑渐渐失去其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文化内涵，而且其民族性、地域性的美学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在渐渐消亡。这或许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悖论。
　　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现代居室中，我们虽然可以欣赏那华丽的壁纸、闪亮的门窗，以及洁白无瑕的天花板；然而除此之外，我们既无法获得庄严肃穆的宗教信念，也无法体验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尽管这座建筑的结构是那样合理，材料是那样坚固，但其背后的形而上指向已付之阙如了。就在现代建筑之文化内涵渐渐稀薄的同时，其固有的民族特色也在不断减少。评价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已不再以“中式”或“西式”为标准，而是以“三星级”还是“五星级”为标志了。科学化必然带来标准化，标准化又必然带来模式化。以普遍的人性为依据，以普世的科学为准则，以共同的材料为基础，人类建筑又有什么理由不走向共同的、乃至单一的美学模式呢？
　　笔者：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挽救这种日渐消失的文化内涵？
　　陈炎：当贸易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生活的方式也在渐渐趋同的时候，刻意追求建筑风格上的民族特色就会显得很不自然。尽管日本人曾试图用钢筋混凝土来仿造木制斗拱那动人的曲线，尽管中国人曾努力在一个火柴盒式的西式楼房上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大屋顶来保存所谓的民族传统，然而这一切悲壮的努力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毕竟是有限的。事实上，此类悲壮的努力不仅为东方所独有。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间弗兰哥·阿尔比尼摹仿传统的罗马式格局而建造的博物馆和百货商店，１９５７年托拉·维拉斯加摹仿中世纪风格所建造的塔楼均属此类。简言之，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企图固守传统理念与民族特征的建筑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笔者：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建筑？
　　陈炎：与古典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建筑已失去了宗教和伦理的神圣感，从而显得有些浅薄，然而它毕竟更加自由了；与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建筑已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庄严感，从而显得有些随意，然而它毕竟更加轻松了。或许，这种自由与轻松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其毕竟为人类的建筑艺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更为多样的创造可能。
　　从个人的趣味和爱好来看，我并不喜爱后现代主义建筑，然而从学理上分析，它的出现却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以文化方式的趋同为代价的；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作为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在减少，作为元素性的生活要素的人类文化却在增加。如果这一“规律”确乎有效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建筑世界里，“东方”与“西方”作为整体性的概念将会成为古董，而它们之中的各种元素却又会在东西方不同的建筑艺术中获得再生。采写/刘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