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江简历
谢鲁江，47岁，籍贯山东，中共党员，现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研究课题包括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及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以及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主要著作有：《论现代企业制度》、《论现代公有制》、《走向股份制》、《西方经济学》等；其中，《论现代公有制》获第12届中国图书大奖，《西方经济学》获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优秀教材奖。
要充分解读省会经济的概念，必须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地位；在环渤海经济圈的角度解读山东经济；进而在山东经济全局的高度把握济南省会经济的发展路径
《济南新闻》：谢教授，作为一位山东籍的经济学家，您能否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下解读一下济南提出的省会经济？
谢鲁江：我认为，省会经济是一个把济南的经济实践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的崭新概念，更是一个包含着发挥省会政治职能、优化产业布局、分工合作、城乡统筹等丰富内涵的全方位的立体概念。要充分解读这个概念，必须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地位，在环渤海经济圈的角度解读山东经济，进而在山东经济全局的高度把握济南省会经济的发展路径。山东省在区位上几乎是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南翼，位于京津塘和长三角的中间。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经济基础上，山东都有着很大的优势。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在区位上是沟通内陆和沿海的桥梁，而且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它的经济搞活了，不只会辐射周围城市，而且可以增加沿海城市经济的纵深度，并衔接、带动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整个山东的经济就活了。
在有限的范围内要实现无限的发展，就不得不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在横向上如何与周围城市加强分工合作；另一个是在纵向上如何拉伸经济的纵深度
《济南新闻》：您认为济南发展“省会经济”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谢鲁江：我认为主要是要解决发展空间的问题。现在任何城市在规模上都不可能无限扩张，那么在有限的规模范围内要实现无限的发展，就不得不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在横向上如何与周围城市加强分工合作；另一个是在纵向上如何拉伸经济的纵深度。
前一个障碍的解决，有赖于城市之间的清晰定位。“省会”的“会”字，我认为还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汇”字。这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产业、所有的要素都不加选择地“汇”进来，而是要汇聚调度经济要素的能力。现代社会说整合资源，说汇聚调度经济要素的能力，已经不再是依靠行政上的统辖关系来硬性地操作。比如美国的曼哈顿，它对周围的其他地区并没有行政上的统辖关系，可它找准了区位优势，通过金融服务的汇聚，形成了现在的经济中枢地位。所以说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这种依托经济圈发展的模式下，必须要搞清楚你拿什么去跟别人合作，拿什么吸引资源来汇聚，这是很关键的。所以说这个“汇”字是先拿出去，再汇进来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说“省会经济”在这个层面上就是要把济南的经济、把以济南为中心的经济圈搞活。
从纵深度上来看，我认为就是要把城乡一体化、城郊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问题纳进来。现在城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相比之下很多城郊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这种差距继续扩大，不但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而且因此产生的区域内经济发展失衡也会为经济的整体推进制造瓶颈。随着市区经济发展，很多传统产业和市场会呈现逐渐饱和的态势，如果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衔接不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大受影响。而这些传统产业的农村市场可能恰恰还处于待开发状态。如果我们不把如何搞好城郊和农村经济的问题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来，那么农村产业和市场开发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两个市场脱节，经济的纵深度就无法拉伸，发展也就必然遭遇障碍。
济南目前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心态问题，二是成本问题，三是制度问题
《济南新闻》：省会的特殊属性使济南具备了省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但是很多具有优势或者潜在优势的经济要素就像是沉睡的细胞，需要唤醒，您认为济南“省会经济”的活力之源在哪儿？
谢鲁江：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候感觉活力不足，动力不足，其实还是一个产业脱节、市场脱节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对于济南来说关键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心态的问题。这方面济南跟南京很相似，有一种小桥流水的心态，很温和，知足常乐。这也有历史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济南是发展比较好的城市。越是好的城市，从民众意识上、从行政意识上，越容易知足常乐；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生存压力大的地方越有发展创新的冲动，比如说温州。我感觉现在济南领导层的观念更新很快。济南提出“省会经济”的概念和发展思路，这本身就是观念创新的结果。在这个层面上说济南的主导理念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把整个行政机关的意识、企业的意识、公众的意识统一到开放创新的思路上来。当然这也需要个过程。就好像南京，原来也是内敛的、温和的文化，但先是“苏锡常”经济圈发展起来了，在经济上对南京是个很大的拉动，也引发了其观念上的逐渐转变。所以说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城市观念的开放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是成本问题。济南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自己最有成本优势的产业。拿美国的汽车产业来说，为什么一度被称为“汽车轮子上的经济”？福特刚发明汽车的时候，公众并不关心，认为它跟名马一样，都是贵族的玩意儿。可是后来福特把成本降下来了，产业化也逐渐形成了，甚至使得汽车产业成为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经济品牌。济南也是一样，不论是自身产业的发展还是招商引资，必须搞清楚自己的成本优势在哪儿。
第三是制度问题。除了观念、成本以外，制度的不完善也往往成为企业难以与利益附着点结合的原因。这涉及到行业管理制度、对企业的评价制度、激励制度和产权制度等等。企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由制度体系来构建的。要让企业这个市场活动中的重要主体焕发活力，就必须完善各项相关制度，提供更好的软环境。只有让企业认识到“利”之所“利”，才能调动一切力量来开拓创新。
经济的“活力”，不能等它自发形成，现在谁也负不起这个时间成本。要靠创造、靠开掘，但不能盲目创造、盲目开掘，这是个系统化的工程，要协调推进。
在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一个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过程。特别是“省会经济”这样一个开创性的系统工程，没有适当的引导，资源很难自发地配置到适当位置
《济南新闻》：您觉得在挖掘济南经济活力的问题上，政府应做哪些工作？在发展“省会经济”的进程中，政府又应充当怎样的角色？
谢鲁江：现在我们强调市场化，并不是要让政府的职能彻底退出市场，而是要让政府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市场活动，变“什么都管”为“引导发展”。我们常常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谁先下水？还是需要政府来开启这项事业的先河。作为政府应当把优势的产业、有潜力的产业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突显出来，引导市场要素去深入开掘。这牵扯到一个职能转变的问题，要多用经济杠杆去调动。单纯靠行政手段，企业就很容易去做形象工程。只有让企业在参与过程中逐渐看到经济利益，才能真正把产业链拉长、做厚。在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一个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过程。特别是“省会经济”这样一个开创性的系统工程，没有适当的引导，资源很难自发地配置到适当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