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被追索培训费

　　2003年2月，报上的一则招聘信息吸引了严明的目光：花旗中国招聘个人银行管理见习生，“为受聘者提供将近两年的海外发展机会”。优厚的待遇让时年27岁的严明颇为心动，于是前去应聘，并被花旗中国录用。

　　同年7月1日，花旗中国和严明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6个月，并约定严明在花旗中国从事见习管理工作，每月税前基本工资为人民币1.2万元。

　　根据花旗中国的“人才本土发展计划”，严明被派往新加坡培训。同年11月6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海外培训概要———谅解书”，明确海外培训预期持续两年，培训期间薪酬由花旗银行新加坡公司发放，严明还可获得一笔生活调理费用和安置津贴。完成培训后，严明须为花旗中国或其子公司工作三年，不论什么原因（辞职或解雇）无法达到服务要求，严明需偿还一定比例的培训费用。

　　2005年11月，严明完成培训回到上海，担任花旗中国个人银行业务集团产品和资金部门的产品经理，工资增至每月1.7万元。但随着其它银行抛出更为诱人的橄榄枝，严明逐渐萌生跳槽念头。2006年11月，他向花旗中国递交了辞职书。

　　之后，花旗中国致函严明，要求他返还海外培训费用，但未得到任何回应，遂申请劳动仲裁。2007年4月，仲裁部门裁令严明返还培训费6686元。花旗中国不服，诉至法院要求严明返还培训费15万余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严明违约，判决严明返还花旗中国培训费14万余元。严明不服，上诉至市一中院。

　　培训不限于课堂教学

　　严明称，自己在新加坡一直“独立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培训，一直在上班，并且有加班”，在新加坡是自己租房居住，花旗中国未按约提供公寓。

　　花旗中国则称，给严明办理工作签证是为方便他在新加坡生活，办理工作签证与进行培训并不矛盾。房子确系严明自己找的，但租金是由花旗中国支付的，培训费用在协议中也明确列出。

　　争议焦点在于花旗中国派遣严明去新加坡是属于工作还是培训。合议庭认为，培训形式是多样的，并不局限于课堂教学等形式，还应包括在具体工作岗位的实践能力培养。因此，严明在新加坡“工作”应该算培训的一种。

　　法院查明，严明回国后，工作岗位由原来的“见习管理”提升为“产品和资金部门的产品经理”，工资也相应提高。可见，花旗银行履行了约定。

　　综上，花旗中国关于其派遣严明至花旗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系培训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遂驳回严明的上诉，维持原判。（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