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在７０年前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闪现着不同国籍人士的身影，使长征具有了一定的国际色彩。真正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仅在红一方面军里有：李德、毕士悌（又名杨林）、武亭、洪水。他们４人都在红军部队里担任高级军官的职务。李德在长征初期的地位自不待言，毕士悌长征前是红军干部团参谋长，是在红军中官衔最高的外籍将领，武亭则任军委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洪水在长征前是“工农剧社”首任社长。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在长征开始时，红军部队里其实有３０余名来自朝鲜的革命者，到达陕北时只幸存毕士悌和武亭两人。
此外还有一位外国俘虏Ｒ·Ａ·勃沙特，他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
武亭
武亭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后，武亭担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黎平会议后，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他精湛的炮术，不仅博得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赞扬，还被广大指战员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武亭率领炮兵且战且走。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武亭率炮兵营在坪石单独作战，击溃敌１个保安团，歼敌１００多人。最为精彩的是武亭在广西龙胜地区指挥的一场阻击战。当时红军突破湘江不久，人员伤亡过半，只得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途中，中央纵队遭遇广西军阀李宗仁部队。红三军团拼死撕开敌人的防线，并派彭雪枫率领的第四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通过。第四师打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总部命令武亭率炮兵营参加战斗，彭雪枫对武亭说：“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守住。你们的背后就是中央纵队，不能后退一步。”武亭指挥炮兵营，打得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此后，红三军团炮兵顽强战斗，不断配合步兵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炮兵大显神威，对战斗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长征结束后，武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后担任红军总部作战科科长。１９３７年，武亭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重任，并于１９３８年１月亲任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１９５１年７月病逝于平壤。
李德
洪水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日出生于越南。１９２４年，洪水不惜抛弃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１９２７年，洪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加入红军队伍，并担任了红军基层指挥员，还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
长征前夕洪水被左倾领导人批评，被认为是高级特务，开除了党籍。在朱德和刘伯承保护下，洪水被编入红军干部团直属队，除了作战之外他还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由于在长征中表现突出，洪水的“处分”被撤销，恢复了党籍。
１９３５年９月，洪水跟随朱德、刘伯承以及左路军广大指战员，被迫第二次过草地，开始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自百丈战役开始，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料，左路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由南向北，第三次翻越雪山，穿过草地，独自向党中央所在地奔去。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凭着共产党人和红军特有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洪水终于在１９３６年初到达了陕北。当同志们看到身着破烂不堪的藏袍、满身疲惫、骨瘦如柴的洪水时，无不为其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中国革命的满腔热情而深深折服。
抗战胜利后，洪水回到祖国越南，参加越南的抗法战争，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１９５０年洪水再次回到中国工作，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同时拥有中越两国将军军衔的第一人。１９５６年，洪水因患癌症离开中国回到故乡越南，临行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前往车站为这位中越两国的“双料将军”送行。同年的１０月２１日，洪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毕士悌
１９３４年春，因考虑到毕士悌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他被调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毕士悌又同普通战士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１９３５年４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急行军１８０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酣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获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１２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
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东渡黄河时毕士悌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抢救无效，牺牲时年仅３８岁。
薄复礼
薄复礼１９２２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日，薄复礼等人同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都不好，认为薄复礼是“间谍”，把其他人都放了，只扣留了他和同伴罗达·海曼。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一起在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境内走了大约９６００公里，在外宿营达３００多处，他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薄复礼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薄复礼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薄复礼翻山越岭。他为红军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带领队伍的肖克翻译了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他还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１９３６年４月，红二、红六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薄复礼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肖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薄复礼饯行。肖克还专门为薄复礼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
几个月后薄复礼撰写了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这本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出版发行，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