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财税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非典疫情的影响下，今年我国财政将会减收增支，但财政收支缺口不会很大。财政压力来自于今后几年公共应急机制的建设。而对于借政府推出“救市”减税措施的契机全面减税的观点，专家们认为，这在目前没有可行性，近期不可能实施。

 
　　今年财政收支缺口不会很大

　　今年财政收入确实有压力。有学者估计今年财政受非典影响会减收200亿元，增支100亿元。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朱青表示，非典对财政收支的影响现在还很难准确估算，但趋势性影响是可以估计的，即减收增支。但财政如果能调整一下预算，那么整个预算盘子就不会增加。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吕炜教授也认为，收支缺口扩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缺口具体会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是，继续加强税收征管的效果，受冲击较轻行业(如汽车)的发展速度和带动作用，受冲击较大的行业恢复速度和对经济的连锁影响，整体经济增长水平等。财政支出方面主要是，对直接防控非典的后续支出情况，对公共卫生部门等相关建设的支出情况，对社会保障、农村税费改革等相关影响的支出情况，对行政事业费等支出的压缩情况等。总体上看，今年的财政收支缺口不会很大，而且解决这一缺口还有调动总预备费、继续压缩非公共性支出以及增发用于弥补赤字的国债等短期办法来应对，所以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压力来自公共应急机制建设

　　吕炜说：“真正的压力来自于今后财政收支的安排上，最直接的就是由此次防控非典所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理能力的不足，这方面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

　　他举了1998年洪水的例子：“洪水以后的连续五年中，中央财政实际上安排了国债资金1252亿元用于防洪大堤和水利设施建设，而这方面的投资总额达3100亿元，这才基本完成了防洪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债投资，这方面的建设何时才能完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安排又将承受怎样的压力？”

　　因此非典之后，我国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方面的支出如何解决，才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扩大到整个公共应急机制的建设，支出压力将更大。他认为，除了发行专项国债等途径外，财政将继续加强公共取向的改革，这种改革将表现在财政收入增量朝公共支出倾斜和财政支出的结构转型方面。现在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00亿到3000亿元，吕炜认为可以考虑每年拿出1%到2%做公共应急方面的长期准备。目前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费支出比例大，公共支出比例较小，今后应增加公共支出的安排，减小行政事业费和用于直接经济建设的比例。

　　全面减税无可行性

　　非典对旅游、运输等行业造成了重创，国家推出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但这次减税是暂时性、行业性和地区性的。近期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全面减税的观点。朱青和吕炜对这一观点表示否定。

　　朱青说：“理论上积极财政政策就应当“减税”和“增支”。我国这几年一直推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独轮车’，只增支，不减税，甚至税收收入还大幅度增长”。

　　朱青认为，所谓的全面减税，是指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或营业税等主要税种的税率。全面减税的短期后果必然是大幅度减少财政收入。而与此同时，我国的财政支出不仅不能减，而且还面临增长的压力。这必然要加大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目前财政赤字的唯一弥补方式是发行国债。所以，能不能全面减税，最后就变成了能不能继续大规模发债的问题了。

　　2002年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已高达3098亿元，占GDP的3%；当年发行的国债为5679亿元，债务负担率已接近20%；特别是债务服务费用(利息支出)已经占到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的1／10，接近了国债大国美国的水平(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为15.3%)；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为弥补赤字发行的国债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2002年已经高达45.8%，超过国债大国日本2000年36.9%的水平。朱青认为，种种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客观上已不再允许我们以扩大赤字、增发国债为代价来实行全面减税。如果再考虑政府的隐性负债，减税的潜力就更有限了。

　　吕炜则从税制结构方面做了分析。他认为，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70%，所得税占30%。与西方国家的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不同，这种税制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难以发挥经济运行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即不管整体经济状况好坏，也不管企业是否收不抵支，只要企业发生了经营行为就要交税，税收作为调节工具始终是硬的，很难具备自动调节的弹性。这次推出暂时性、行业性和地区性的减税政策中，主要减的是营业税，其中的原因一是营业税是受非典重创的旅游、运输等行业的主体税种，减税对恢复这些行业的经营有直接作用；二是这块税收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目前来自整个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收入也只占税收收入的5%左右，财政可以承受。但是如果进行全面减税，财政必然不具备这样的承受力。

　　吕炜认为，从政策调控效果来看，由于税率本身缺乏弹性，也无法显示出随经济运行状况变化而相应调整的灵活性。是否再恢复和何时恢复原来的税收政策，也是政府面临的难题，而频繁变动税率于经济运行是不利的。由此判断，全面减税在政策上没有可行性，近期也不可能实施。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改革税制，实现间接税为主体向直接税为主体的过渡，增强税收自动调节的弹性。但是在今年的环境下，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条件尚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