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是读了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后，才知道英年早逝的史学奇才张荫麟（1905－1942）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荫麟可说与钱钟书齐名。他那本薄薄的《中国史纲》，虽只写到东汉，却绚烂至极，远不同于后来那种简单化的帝王将相史。我们从张荫麟去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摘取一些片断，主要侧重不在学术，而在他的性格人品。从这些文字（尤其是吴晗那一篇）中，可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钦慕和喜爱的、饶有生趣的学人。读这样的文字，有时真会有一种“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

　　学者资格与作家尊严

　　荫麟的生活最堪回忆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他于民国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启超）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这时我才初次认识他。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

　　我与荫麟时相过从，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记得有一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荫麟和我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的。但他决不愿意拜访人。直到民国1926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

　　1925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在吴先生鼓励下，荫麟译了不少的西洋诗。他自己曾说过，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我尝举出诗教、礼教、理学为中国学人应有的学养，他也常以他具有诗教的陶养，引为自慰。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他常说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严”。他认为许多人随便说话，东拉西扯，写出来的文章连作家的尊严都没有。“作家的尊严”一语，确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颇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够学术水准等意思在内。

　　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

　　1925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贺麟）

　　聪颖、渊博而乐于助人

　　1932年，荫麟因修数理逻辑课的关系，到我留学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借读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荫麟读书十分专心，而且善于独立思考。在那个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荫麟并不因此而赶学术时髦。在论文中，他赞成的是莫尔的观点，批评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种在学术上敢于探索，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荫麟虽然是在美国念书，但他对美国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文学很轻浮，尤其是对那些低格调的电影和色情小说，有着抵触的情绪。有几次适逢假日，几个同学一同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我们买了电影票之后都进去了，但他却执意不相随，宁愿在影院外面等候。然后，和我们一同返校。与此相反，荫麟酷爱看思想深邃、哲理性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细腻的文学作品。荫麟很喜爱歌德的诗，他花了一番功夫将英文译成中文白话诗，文字译得十分流畅。

　　在生活上，荫麟十分朴素。他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每一个月可领到清华大学从庚子赔款中拨给的80美元生活费。但他为了省下钱来，供养在国内的弟弟念书，一日三餐的饭菜都自己动手做。由于经常下厨，对烹饪也颇有心得，他发明了一种用美式烤炉烹制中式“叉烧”的方法，做出来的“叉烧”美味可口，大家都很喜欢吃，为我们的食谱增色不少。

　　荫麟聪颖和学识渊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从不因此而看不起别人，当朋友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总是有求必应。在美期间和返国之后，我的一部分诗词译作，如《杜甫诗选译》都曾交与荫麟，他都一一为我作了认真的校对。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

　　荫麟读完博士学位，于1933年取道欧洲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就是他编著的教材。

　　1939年我到昆明西南联大西语系任教。当他知道我在昆明境况不佳，立即伸出援手，来信邀请我到浙江大学（他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主任）。这样我又和他共事了一段时间。

　　荫麟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很受校长竺可桢和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的器重。除了上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之外，他还负责主编浙江大学办的半月刊《思想与时代》。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日常事务像组稿、编辑几乎是一手包下。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辞锋，针砭时弊，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谢文通）

　　一位称得上“痴”的挚友

　　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能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他后来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是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

　　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于“痴”这个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梁任公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

　　他创编高中本国史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生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所收的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甚至忘了吃饭。有时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被改窜得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会，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会不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还是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上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睡在沙发上了。

　　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会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吴晗）

　　“秋水”渺渺作余韵

　　荫麟师第二次到浙大任教，是在1940年秋天，笔者刚进入大三。往事历历，好像仍在眼前。他平时不喜多言，但与熟朋友或学生相处，就无话不谈，有时候约集同学数人，到饮食店里小吃，或到效外野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谈话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由学术讨论到国家大事，间或也说几个令人发噱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荫麟师在病危的时候，犹朗诵庄子“秋水”篇。此时我已毕业离校，据同学来信告知，他朗诵时，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秋水”的主旨，是说“河伯”自大的意识，为世人的通病。稍有所得，即“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流进大海，东面而视，一望无际，才觉得自己的狭隘褊小。张先生病中的心境，可能已泯视生死、夭寿、得失，没有欲望的束缚，没有喜怒的萦怀，把天地与自己合而为一，所谓“至人无己”。（张效乾）

　　摘自《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周忱编选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