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份，当全国各小学校正如火如荼进行期中考试时，上海的小学生们却看似过得“轻松”：自今年下学期开始，上海市所有小学一律取消期中考试，取而代之的是课堂测试与考查。
1.无形的考试
　　期中考试一取消，上海各小学学校操场上，课间休息“人气”空前高涨，暂时从考试压力中“解放”出来的小学生们，忙着嬉戏。虽然快乐地告别了期中考试，但孩子们却始终轻松不起来。
“　期中考试在爸妈心里很难取消。他们担心我学习成绩因此受影响，买了一大堆期中考试模拟试卷。”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钱怡洲无奈地说。记者了解到，班级里类似钱怡洲“学校减压、家长加压”的情况，占到一大半。被各种教辅材料充实的书包像一块块硬石，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有的学生体重不足30公斤，书包却有近10公斤。更有学生不堪书包重负，用起了像行李箱一样可拖着走、带有轮子的书包。
　　再看看任课老师，期中考试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天一次突击性小测验。一位名叫宋霞峰的小学数学老师告诉记者，进行突击性小测验目的是“让学生习惯在常态下进行检测，以便更快、更准确地获得知识反馈”。取消期中考试，说到底是为了将分数模糊化，淡化竞争，从而起到减负作用。但在记者随机采访的5位同学中，有4位表示取消期中考试并没有带来轻松感，反而更紧张。问及原因，孩子们纷纷表示：不管大考、小考，考试成绩都将按比例以平时成绩记入小学生成长手册作为升学档案。“为了在档案中留下漂亮一笔，增强升入理想中学的竞争力，就算突击测试也不可小视。因为突击，神经常处于‘一级备战’状态，很少有放松时刻。”
2.减负的“跷跷板效应”
　　让自己的孩子轻松成长固然是好，但家长一想到孩子未来的出路，又只能硬起心肠“添砖加瓦”—学校不布置作业，家长布置；学校不发辅导资料，家长大量购买；学校不补习，家长请家教……对于老师来说，一边胆战心惊地实施减负，一边还要考虑头上的考核指标，暗箱操作“应试教育”不在少数。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威说，由于对“减负”内涵缺乏正确认识，现阶段的“减负”易出现“跷跷板现象”：一端高举“减负”大旗，一端设法补偿“减负”带来的所谓“损失”。说到底，大多数教育者自身都难以在“跷跷板”的两端找到平衡重心，家长就更难拿捏分寸了。
　　面对取消期中考试，家长分成了“保考派”与“撤考派”两大派别。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保考派”的人占大多数。他们认为：知识是需要反复巩固才能掌握的，期中考试作为检测孩子半学期学习质量的“晴雨表”，老师、家长可系统地掌握情况，以便及时查漏补缺。他们表示在升学考试未取消的前提下，取消期中考试，只能让压力后移，“减负”效果难以达到。
　　一位姓许的家长更说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孩子年龄小，学习缺乏自主性，有学校减负‘撑腰’，担心孩子过度放松、成绩滑坡。没有好成绩，就考不上好大学，没考上好大学就没有好前途。这就是现实！”当然，还有一部分家长和老师对取消期中考试大加赞同。原因是“童年让孩子快乐成长，比拥有高分更有价值。减负不能仅停留在制度表皮上，关键是要让减负工程进入头脑。教育者和家长的观念要改革，否则减负永远只是‘换新鞋走旧路’的把戏。如此一来，减负花样越多，学生就越遭罪”。
3.减负顽疾需对症下药
　　除了取消期中考试外，广东、上海、浙江等各省市教育部门纷纷使出减负招数： 课后不留作业、推迟和缩短上课时间、让孩子在课堂上多做游戏……学生的作业量减少了，在校时间缩短了，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
　　减负的号角高举，但减负的效果却差强人意。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钱耀邦透露说：“从上海一些学校的减负效果看，学生轻松了，但教学质量却下降了。” 我们不禁要问：减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杨小威表示，“减负”不等于盲目删减教学内容，也不等于随意减少学习时间。“减负”应该讲究平衡！真正的“减负”必须通过“加负”得以实现。这个所加之“负”要加在教师身上，提高学习效率。
　　“如果把重要知识点比做‘针’，以往老师上课往往带领学生‘题海里捞针’，‘减负’后必须要求老师在课前将‘针’找到，课堂上才能有的放矢，省时见效。”杨小威说。但事实上，我国大多数教师还与减负增效的教学要求尚有一段差距。 对于“减负”，大家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对一切学习负担统统喊减，对减负的内容缺乏正确认识。
一些研究减负的教育专家表示，一定量的压力能促进学习进步，“减负”应该是减去过重的学业负担。况且，学生的负担还存在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学习负担重，生活负担轻；脑负担重，手负担轻；左脑负担重，右脑负担轻；机械记忆负担重，主动思维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接受挫折教育负担轻。
配套改革要跟上
　　在上海，80％至85％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顺利考入大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3％，但事实上，“重负”并未见明显减轻，原因很简单：为谋取好的职业，大家并不满足于升入普通大学，而是将眼光盯在“名牌大学”上。 著名教育专家王厥轩表示：学生“重负”的根源，在于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升学竞争”。减负必须与招生政策相配套才可落到实处。考试制度改革、课程改革、评价制度改革等教育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减负就将成为空谈。
　　王厥轩指出，在现阶段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整个社会评价，往往因一个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影响学校的声誉、社会地位及生源；同样，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区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为了捞取所谓的“政绩”，往往以升学率的高低决定各学校人、财、物的投入。目前，虽然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一些与减负配套的评价措施，但都处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阶段。现实摆在眼前：学校为了争夺生源保证教学质量，无疑将形成潜在的竞争“市场”，调节“市场”的杠杆就是“升学率”。
　　“一切为了升学率”，其结果是：校长不得不通过“内部管理”和层层考核把负担转嫁给教师，教师转而将重负抛向孩子。而家长对此表现出了足够宽容：只要孩子读好书，怎么都行！重压之下，孩子成了各方利益的焦点，其结果是超负荷运转。“现阶段一系列减负措施的出台并非徒劳，只要改革就有希望！”杨小威表示，“没有相对完整、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减负的瓶颈将依然存在，只有相关教育配套改革跟上来了，减负的‘跷跷板’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重心。”     (据新华社）